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淪為『手機控』後果很可怕,別讓手機偷走你的夢想

家長告訴我,在家裡,聊天、看手機的父母經常受到兒子的批評與教育,為此他是既汗顏又深為這個兒子驕傲。今天中國高考改革的大幕已經拉開,改革的方向是讓既有扎實的基礎,又有出眾的綜合能力的人在高考這個綜合考場中勝出,在學習校內知識的同時,越來越多的同學把目光瞄準理想高校的自主招生,用拼搏和汗水來擁抱自己的夢想。
本文經業務講堂編輯網蒐整理,未經授權不得轉載。

 

別讓手機偷走你的夢想

 

——在2018年春學期開學典禮上的講話

 

演講者:張恒柱(南京市第九中學校長)

 

親愛的同學們、老師們,尊敬的各位嘉賓:

 

春風賀喜無言語,排比花枝滿九園。度過了愉快的寒假,沐浴著還夾著點寒意的春風,我們迎來了新的一學期。首先請允許我代表學校向全體同學,全校教職工道一聲:新春快樂!

 

淪為『手機控』後果很可怕,別讓手機偷走你的夢想

 

學生淪為“手機控”後果很可怕

 

開學前兩天,偶遇一位來校為孩子充飯卡的高二同學家長,短暫的交流中得知孩子是個手機控,因為手機,父子關係疏離,家庭戰爭不斷,他言談中的憤慨與歎息能讓我深深感受到一位父親的無奈與無助,我安慰了他一會兒,並提了一些建議,但送別家長後,內心久久不能平靜,作為一位教育人,我明白這個問題困擾的絕不僅僅是一個孩子,一對父母,一個家庭。

 

德國頂尖腦神經學家、哈佛大學教授Spitzer近年的力作《數字癡呆化,數位化社會如何扼殺我們孩子的腦力》讓我們看到,這已經成為世界難題。德國是個教育零成本,零門檻的發達國家,手機、網路的普及比中國更早更快更廣,Spitzer教授在認真的對比分析後發現:

 

當今德國小學入學新生多動、易暴怒、提筆忘字、做題粗心、記憶力差、詞不達意、協調性差、粘人、孤僻等等問題,都比移動時代之前的孩子有了明顯的增加。他認為,對智力建設沒有幫助的行為包括:電視、電玩、網遊、網路依賴。

 

作為一個著名學者,Spitzer教授看得更遠,他看到的是數位癡呆化對一個人整個人生的影響。他認為沉溺于這些行為的人在學習階段表現為各種學習障礙和自我管理問題。到了中年晚年,就會導致失業、生病、破產、孤獨、抑鬱甚至早死。

 

來到九中並慢慢熟悉九中後,我越來越被她吸引,也深以她為傲,公允地講,九中不愧是一所不可多得的值得尊敬的學校,之所以令人尊敬,我覺得核心是三句話“學校有夢想,教師有情懷,學生有思想”,我和老師們將我們的辦學思路概括為“創造適合城市學生發展的高品質教育”,也就是城市高中模式。

 

我一直不認為這是個價值判斷,城市高中和縣中相比沒有優劣,但從資源上講,城市孩子比農村孩子具有顯而易見的優勢,所以城市高中的教育就是要立足優勢,挖掘特長,我們追求的不只是優異的高考成績,我們期待從九中走出的學子更有思想,更有情懷,更有擔當。

 

 

淪為『手機控』後果很可怕,別讓手機偷走你的夢想

 

 

“百度一下”創造不了蘋果,也拿不到諾貝爾獎

 

思想從哪裡來?真正的思想,來自於對學習的嚴肅思考和不懈努力。高中生活的真諦就是學習,努力學習就是我們高中生的一種責任。在報到前三天,我們推出一則微信“年過完該收心了。請嚴肅地告訴孩子:學習肯定苦,所有人都一樣”。

 

這則微信在最後提醒大家,學習忍耐,學會放棄,學會付出,這不僅是學習的需要,也是人生的一種修煉。尤其在這個“有問題,百度一下”的年代,大家要清醒地認識到:約伯斯靠“百度一下”創造不了蘋果,靠“百度一下”摘不到諾貝爾獎。專注學習、自主自律才是硬道理。

 

真正的思想,來自於撬動整個地球的壯志豪情。

 

我們2018屆有位同學,一直有個夢想,想走進牛津大學這所著名學府深造,將來為民族騰飛出份力、為中國富強做點貢獻。目前他正在為夢想而努力。他的家長告訴我,在家裡,聊天、看手機的父母經常受到兒子的批評與教育,為此他是既汗顏又深為這個兒子驕傲。

 

今天中國高考改革的大幕已經拉開,改革的方向是讓既有扎實的基礎,又有出眾的綜合能力的人在高考這個綜合考場中勝出,在學習校內知識的同時,越來越多的同學把目光瞄準理想高校的自主招生,用拼搏和汗水來擁抱自己的夢想。

 

 

淪為『手機控』後果很可怕,別讓手機偷走你的夢想

 

 

真正的思想,來自于一群志於道者的交流碰撞。

 

非洲有句諺語:一個人可以走得很快,一群人才能走得更遠。在避免數位化危害的過程中,一個積極向上的優秀團隊尤其重要。高中同學的友誼彌足珍貴,但“ 搖一搖、掃一掃”培養不出真正的必有我師的三人行,“真正的朋友,也絕不是靠一起玩“王者榮耀”“絕地求生”等電腦遊戲培養起來的。

 

它是在為了一個偉大的目標和集體一起前進過程中被認可而形成的”。 你成長過程中應該有更多的“邢定玉、王紅陽、朱小蔓、楊德廣、徐光裕、吳鐵軍、張大春、董文釗式的九中學子的陪伴與滋養。

 

當然,真正的思想者還必須能享受孤獨,既要灌輸熱烈的感情,又要擁有堅強的理智,唯其如此,才能在碎片化的喧囂世界找到自己的一方天地。


中學生不要被圈養,更不要甘當炮灰

 

有位社會學家憂心忡忡地說:“我很害怕以後的世界,將會是一個可怕的兩極分化的世界。一小批四肢發達、頭腦複雜、家世富有、出身名校的超級精英,像圈養肥豬一樣,統治一大群懶惰肥胖,肢體孱弱,空餘時間都沉溺在虛擬世界裡空虛度日的麻木禦宅族,只要精英們樂意,隨時讓大家變炮灰。”

 

親愛的同學們,你,願意被圈養嗎?你,甘當炮灰嗎?

 

 

淪為『手機控』後果很可怕,別讓手機偷走你的夢想

 

 

今天,我們每一個人都不可避免地生活在數位化時代,如果一個人清楚了對自己來說什麼是最重要的,就可以讓我們既充分享有數位化世界帶給我們的機遇,又免受碎片化帶來的風險和危害。

 

新學期伊始,我殷切地希望你許下美麗的夢想,我更希望,你的夢想不因挫折而停止,不因時間而褪色,不因手機而破碎。2018,守護夢想,勇敢飛翔!

 

結語:

 

德國是個教育零成本,零門檻的發達國家,手機、網路的普及比中國更早更快更廣,Spitzer教授在認真的對比分析後發現:當今德國小學入學新生多動、易暴怒、提筆忘字、做題粗心、記憶力差、詞不達意、協調性差、粘人、孤僻等等問題,都比移動時代之前的孩子有了明顯的增加。請嚴肅地告訴孩子:學習肯定苦,所有人都一樣”。這則微信在最後提醒大家,學習忍耐,學會放棄,學會付出,這不僅是學習的需要,也是人生的一種修煉。

Mr.6:台灣社會這麼多可恨的人?因為台灣人從小就學會了恨

有一個大學生,電視新聞看到一半,真的看不下去了。他覺得心理瀕臨崩潰,憤怒幾乎要爆開了,他跑進一棟大樓,不知是哪一系的系管,逢人便抱怨──「這個社會,真的好多人好可恨!」他說:「這麼多可惡的人!這麼多不公不義的事!我們到底生在什麼樣的世界?」陌生的人看了學生一眼。「是哪些人這麼可恨?」
※本文由作者Mr.6 授權,未經允許不得轉載。

 

「就是『那些人』啊!」「哪些人?」「就是那些支持XXXX的人!」他說:「太可惡了!」陌生的人指指上面。「你沒看到這是法學院大樓嗎?我們這邊有一半支持XXXX,另一半反對XXXX,」陌生人說:「你跑錯邊了,我就是那個你心中最可惡的人,你自己才是最可惡的,我看你快滾吧,沒用的傢伙……。」學生趕緊走出去。

 

這次,他走進了「心理系」。「這個社會,真好多人好可恨!」他說:「我們到底是生在怎樣的世界?還沒出社會,就看到社會上這麼多不公不義,實在太可恨!」此話一出,好幾個陌生人圍上來。開始傾聽他在說什麼。他講了老半天,陌生人每一個都點了頭。學生講得很過癮,憤怒稍有緩解。講到最後──「你們真好!」學生問:「你們果真都和我一樣,這麼反對XXXX嗎?」陌生人們頓了一下。有一位說話了。「不見得,」陌生人說:「不過,我們『支持你』。」

 

「對啊,無論你說什麼,我們都支持你。」學生更生氣了,這是一群怎樣的神經病。他開始覺得這整間學校都沒有用了,連這麼可惡的人,都入侵了他的校園。於是他衝出校園,先經過了路邊的乞丐。這個乞丐是學生最討厭的,好手好腳的,不自立更生,還在這裡裝可憐行乞,校方怎麼趕都趕不走。

 

Mr.6:台灣社會這麼多可恨的人?因為台灣人從小就學會了恨

 

學生沒人訴苦,只好停在乞丐跟前,跟他說:「這個社會,真的好多人好可恨!那些支持XXXX的人,畜牲不如,惡魔是也……。」乞丐竟然笑了起來。「年輕人,你聽我說,」乞丐說。學生回「瞪」了乞丐一眼。乞丐倒不怕他瞪。他被瞪過,罵過,吐口香糖,還有人往他臉上丟過便當剩菜。

 

「那些人並不可恨,」乞丐說:「你恨,是因為,長大的過程中,有人教你『恨』。」學生的眼睛瞪得更大了。「一旦學會了『恨』,就很難不去『恨』。」乞丐說。學生的眼睛不但瞪到最大,而且彷彿怒到要噴火了。乞丐看多見多,竟還繼續滔滔不絕。「重要的是,當他們學會了恨,開始恨人,就形成足夠充份的理由,讓自己去做一些惡事。」乞丐說:「這些惡事,每一件足以讓別人更恨你的事。」

 

學生實在怒不可遏,他終於找到一個可以讓他發洩剛剛看到的無恥新聞的地方,於是他將他的書包,整個砸在乞丐的「臉上」!那書包一定很重,乞丐整個往後傾倒,撞到了牆上。或許乞丐看多見多,眼冒金星,嘴巴竟還在動。「恨的學習,比愛更快。恨的傳播,也是……也是……」乞丐說:「比愛……更…快。」乞丐昏倒,旁觀的學生,連忙叫救護車。那位肇事的學生,早就偷偷溜走。

 

Mr.6:台灣社會這麼多可恨的人?因為台灣人從小就學會了恨

 

他不知道的是,從他怒瞪那個大聲說話的乞丐時,就有路人注意到他,在旁邊偷偷錄下了這段過程,包括他怒甩書包到乞丐的臉上……。肇事的學生回到宿舍,已經看到他的錄影,在網路上面流傳。「肉搜他!」「連個乞丐也虐,這個XX大學學生真是沒有救了!」「人渣!父母沒教好,讓我們來教!」「將影像公佈,讓他一輩子找不到工作!」

 

「這個社會,怎麼會有這麼可恨的傢伙!」這個肇事學生無法認同所有罵他的留言,以及今天以來發生的所有的事,唯一認同的,是乞丐其中一句話。恨的學習,比愛更快。恨的傳播,也比愛更快。真的好快!假設一個家庭裡,媽媽(或爸爸)從小就不斷的告訴孩子,恨爸爸(或媽媽),爸爸可恨,男人都是壞,教到孩子身上的並不只有「爸爸可恨」,而是讓孩子得到「恨」的能力。

 

所有的社會案件,那個蓄意傷害別人的罪犯,都是因為他心中有一個對他來說非常正當的「理由」,而那理由,就是「我恨他(們)」。到底這個社會為何這麼多可恨之人?這問題應該質問這社會更大的大人們,到底是多小開始,教他們開始「恨」的?

瑞典文學院一直都風平浪靜——直到這樁爆炸性醜聞的出現,一切都在瞬間變得截然不同。看到人性的毀滅和碎落一地的尊嚴,世人感到無比吃驚。在這樣的道德困境裏,他們會想:我們該如何相信一切都會好起來呢?

這樣的醜聞居然發生在瑞典文學院和諾貝爾文學獎背後。如果奧古斯特·斯特林堡活在今天,看著學院裏衣著光鮮的院士在一個個歡慶的夜晚碰著香檳酒杯,估計會上演一場充滿怨憤的鬧劇。20世紀初,斯特林堡在瑞典的文學之路充滿了對他人的仇視與鄙夷,但放在如今,他甚至都不會去討厭那些院士,充其量就是翻個白眼。

這一醜聞最終可能會毀掉世界上最重要的獎項,中心人物有兩位:霍勒斯·恩達爾(Horace Engdahl)和讓-克勞德·阿爾諾(Jean-Claude Arnault)。如果斯特林堡依然在世他也會瞬間點出這二位的名字,要知道,斯特林堡可是曾經希望用紅砂岩雕一個陰莖作爲自己的墓碑。

69歲的恩達爾是潛伏在學院中的核心人物,他擔任瑞典文學院的常任祕書;阿爾諾則是一個全能型的天才,他非常善於欺騙和操縱旁人,教育背景、演講能力都是他的有力武器,他還會很多瑞典語和俄語的歌曲,能夠一直唱到天明。

瑞典文學院坐落在斯德哥爾摩的中心地帶,周圍環繞著老城的狹窄街道。這是一個非常適合遊客參觀的地方,就像一個古老的博物館。但它並不特別適合生活在其中,也不適合當下的現實。在這裏,時間就好像靜止不動了。但是對於恩達爾這樣的人來說,學院就是個完美的地方。恩達爾渴望權力,需要得到關注,他喜歡男性之間的兄弟情誼,喜歡德國的浪漫主義,在他眼裏,女性就只是(男性)天才的繆斯而已。

瑞典文學院的文學、淫慾和謊言

霍勒斯·恩達爾在1999年至2009年期間擔任瑞典文學院的常任祕書,他知曉了針對他的朋友讓-克勞德·阿爾諾的性侵指控,但卻什麼也沒有做。圖片來源:Getty Images

「性交永遠是女人的失敗,男人的勝利。」這是軍官之子恩達爾在書中寫過的一句格言。還有一句是:「每個男人心裏都有一間屋子,這個屋子只能容納一樣東西:他自己。每個女人心裏也有一間屋子,一間空屋子,連她自己都不在裏面。女人都在等著某個人來填滿這個房間。」

封建體制

學院成了恩達爾獲取權力的完美工具,這是一個由18位成員組成的祕密社團,其中一些成員年齡漸長,易於控制。在這裏,恩達爾可以享受到絕佳的特權,比如打折公寓和極高的文化威望。不像在民主社會,你想一個人呆一會都隨時會有人來打擾你。

瑞典文學院不僅每年頒發諾貝爾文學獎,還授予幾百萬美元的獎金和補助。學院是個十足的封建體制,在追求平等的瑞典,它就像是存在其中的一個貴族堡壘。瑞典在許多領域都取得了成功,但它也犯過一些開倒車式的錯誤,比如君主制,還有這所學院。對於那些不信任民主的人來說,開倒車卻是一項令人欣喜的進步。

這一點是瑞典全球性醜聞的政治核心。恩達爾就像小說中黑暗的反派,貪婪、性和犯罪支配著他,由此牽涉出了一個更大的敘事:傳統是如何建立的?又是如何被打破的?改變是如何成爲可能的?我們必須爲此付出什麼樣的代價?

故事的另一個反派是讓-克勞德·阿爾諾,現年71歲,法國人。他以猥褻女性而聞名,甚至有可能強姦過別人。他善於捏造事實,欺騙他人。他的妻子,卡塔琳娜·弗羅斯滕鬆是瑞典著名的詩人,也是瑞典文學院的院士,她的外表和她的名字一樣冰冷。他們是一對夢幻般的神仙眷侶,但也可能是一對貌合神離的夫妻——因爲阿爾諾被指控的性騷擾事件已經發生在很多很多年以前了。這個事件給這樁婚姻、給學院都帶來了不小的麻煩。

瑞典文學院的文學、淫慾和謊言

讓-克勞德·阿爾諾,江湖人稱「讓-他老摸」,他被至少18名女性指控性騷擾、性侵和強姦。圖片來源:德意志新聞社

在弗羅斯滕鬆17歲時,兩人就已經相識,當時阿爾諾剛剛來到瑞典,此前,在1968年,他曾在巴黎參與過無政府主義運動。當時認識他的人都說他是個花花公子、吹牛大王,他身上的黑色能量在玩弄女性時總是百戰百勝。即便如此,弗羅斯滕鬆和恩達爾依舊對他深信不疑。

好色且粗鄙

恩達爾和阿爾諾之間的關係不僅僅是友誼。他們是同一個人的兩面,就像《化身博士》中的傑基爾和海德。恩達爾是大腦,他受過良好的教育,舉止優雅。阿爾諾則是身體,他貪婪、好色且粗鄙。而且許多人都說,他沒有什麼頭腦。

2017年11月,有18名女性指控阿爾諾性騷擾,還有性侵,這讓學院陷入了生死存亡的危機之中,直到現在負面影響也只是有增無減。但是部分責任也在於一個長期容忍這種行爲的整體系統。

阿爾諾和恩達爾還被指控利用職務之便謀取個人利益,他們曾經聯合運營過一個文化論壇,從學院得到了大量投資;此外,還有人稱,他們曾利用內部資訊押注諾貝爾獎得主。但是其中影響最大的依舊是性侵指控,這些女性在受到阿爾諾的侵犯之後,顯然心理受到了嚴重創傷。截止到文章發表時,記者仍然無法聯繫到阿爾諾。

一位指控阿爾諾性侵的女性,艾琳(當事人要求化名),平靜而自信地講述了自己的故事。1991年,她23歲,第一次見到阿爾諾。當時是在一個電影節上,阿爾諾一直在盯著她看,然後走近她,對她說:你長得很像我妹妹。

瑞典文學院的文學、淫慾和謊言

艾琳不想曝光自己的真名,她在多年後站出來說,阿爾諾曾經強姦了她。圖片來源:明鏡週刊 拍攝:Christian Aslund

「一開始我覺得他很假,」她坐在瓦薩公園一條長凳上的陰涼處,距離那次邂逅發生的地方不遠,「他是老了,但是和這樣的人交談還挺有趣的。」

他們喝了點酒,去了高級的歌劇院咖啡館(Café Opera),阿爾諾優雅地領著她穿過等待的人羣。艾琳回憶說,她當時沒有喝太多酒,她一直很注意,避免自己喝多,可不知怎麼的還是斷片了。

阿爾諾打了個車把她帶回自己的公寓,脫掉了她的衣服,和她發生了性關係。「第二天早上,我一心只想離開那裏。我當時特別羞愧,我覺得自己太蠢了,居然會讓這樣的事情發生。他還想要我的號碼,我很想趕快離開,就給了他。」

友誼和尊重

他幾次三番地給艾琳打電話,艾琳明確地告訴他,她一點也不想和他上牀。在艾琳以爲阿爾諾終於明白這一點時,他們去約了一頓啤酒。在艾琳看來,如果她能在友誼和尊重的基礎上重塑與阿爾諾的關係,她就能重獲尊嚴。他們又見面吃了飯,阿爾諾付的錢,於是艾琳請他到家裏吃飯作爲回報。他們成爲了朋友,至少在她看來是這樣,即便每次阿爾諾帶她去餐廳吃飯時,服務員都會用一種奇怪的眼神看著她,好像她是阿爾諾的新女友似的。

這種情況持續了一年,直到1992年秋天的一個晚上,讓-克勞德·阿爾諾,江湖人稱「讓-他老摸」,強姦了艾琳。那一年,卡塔琳娜·弗羅斯滕鬆也恰好當選爲瑞典文學院的院士。

他很強壯,艾琳回憶道。當時她所在的公寓不是他們夫妻二人住的那間。阿爾諾說帶她來喝茶,但是房間裏並沒有茶,只有攻擊和強暴,艾琳描述說,阿爾諾試圖將陰莖插入她的屁股,但她能夠阻止肛交,隨後阿爾諾又將其插入陰道,強姦了她。

她當時並沒有報警,因爲她根本無法說出發生在她身上的事。「於是我決定將這段經歷從我的生活中刪去,」艾琳說。她也是這樣做的,直到有一天,她看到了有18位女性指控阿爾諾性侵。艾琳的案子已經過了追訴期,但是現在還有其他的女性指控他強姦,這些案件仍然有可能起訴,於是她決定,在事情過去26年後,向警方說出真相,證明阿爾諾是個慣犯。

瑞典文學院的文學、淫慾和謊言

瑞典作家愛麗絲·卡爾鬆曾與阿爾諾發生過口角,她說,當時他在一棟建築的門廳裏摸了她。她扇了他一耳光,然後他繼續在一羣人面前對她進行言語上的攻擊。阿爾諾還威脅稱,她再也不能在斯德哥爾摩工作了。圖片來源:明鏡週刊 拍攝:Christian Aslund

#MeToo運動給了這18位女性說出真相的勇氣,愛麗絲·卡爾鬆(Elise Karlsson)就是其中之一,她是一位36歲的作家,在一家出版社工作。2008年的一個晚上,她站在門廳裏等朋友,突然感覺到有一隻手放在了她的屁股上。「我轉過身,看到了他,我當時心想:糟了!是‘讓-他老摸’,我現在單獨和他在一起!」

「別碰我!」她說。

「我就碰了,又怎麼樣呢?」他笑著問。

她扇了他一巴掌。

本來故事到這裏就該結束了,但那天晚上卡爾鬆和阿爾諾去了同一家酒吧,阿爾諾走近她,當著所有人的面對她大吼,說她在這個城市裏再也不可能找到工作了,她是個神經病。今天回想起這些事,卡爾鬆說,如果當時沒有一大幫朋友陪著她,沒有可靠的安保人員,還不知道會發生什麼事。

又有一次,他們在城裏的一座橋上偶遇,阿爾諾看到她時,朝她啐了一口唾沫:「肥豬。」卡爾鬆說,喜歡阿爾諾的往往是聰明、自信的女人,因爲他對她們很好;但是他對待年輕、軟弱、缺乏安全感的女人卻格外粗鄙,甚至把她們當做發洩憤怒的目標。

「我現在該怎麼辦?」

53歲的安娜-卡琳·比隆德(Anna-Karin Bylund)在各方面都是先鋒表率,早在1996年,她就曾向瑞典文學院和市文化處寫信,揭露阿諾德的性侵習慣。連瑞典《快報》都報道了她的案子,但是案件卻沒有任何結果,她也沒有收到任何迴應。

現在,比隆德住在離斯德哥爾摩很遠的鄉下,是一名小學教師。她在藝術領域偶爾還有所涉獵,但在1994年——也就是她1996年所公開的性侵發生的時間點,她還是一名年輕的藝術家,準備在阿爾諾的論壇上舉辦一場展覽。

瑞典文學院的文學、淫慾和謊言

安娜-卡琳·比隆德早在1996年就曝光了阿爾諾的性侵習慣,但是她寫給瑞典文學院的投訴信當時都被無視了。圖片來源:明鏡週刊 拍攝:Christian Aslund

「他邀請我去他家吃飯,討論展覽。當時我還是個學生,年輕,沒有安全感,但他一直對我很好。飯後,在客廳裏,他突然想要做愛。我當時滿腦子都是:天哪,我現在該怎麼辦?最終我們還是發生了關係。我知道我必須表現得好像什麼都沒有發生過,否則我就再也找不到工作了。」比隆德說。

後來,她又在論壇上舉辦過一次展覽,全程都在試圖避開阿爾諾。儘管如此,她還是聽到有人在傳,阿爾諾說她是個妓女,是個「陰道藝術家」,她把自己的性別也變成了藝術的一部分。事實上,比隆德的最後一件展品就是將1500只毛絨小老鼠排列成陰道的形狀,放在一個巨型捕鼠器裏。

比隆德說:「阿爾諾在利用自己的影響力吸引女性,他爲論壇弄來的錢都是服務於他的性行爲。我感到很痛苦,心裏就像是有什麼東西被擊得粉碎。我知道我必須做些什麼,於是我就寫了那幾封信。」但是後來發生的事情,卻建立起了阿爾諾和恩達爾之間的友誼紐帶,並且這是一段看似極其忠誠的關係。

這是埃巴·維特-布拉特斯特倫(Ebba Witt-Brattström)所說的,這位64歲的文學教授,是一位著名的女權主義者,也是恩達爾的前妻。她回憶道,1997年春天,《快報》報道了比隆德的案子,不久恩達爾就來請她幫助阿爾諾。他對妻子說,阿爾諾被指控性侵,他希望維特-布拉特斯特倫能找一些知名人士來聲援阿爾諾。1997年秋天,恩達爾當選了瑞典文學院的院士。

瑞典文學院的文學、淫慾和謊言

埃巴·維特-布拉特斯特倫是瑞典著名的女權主義者,也是成功的作家。還是恩達爾的前妻,他們共同育有三子。圖片來源:明鏡週刊 拍攝:Christian Aslund

「我到現在都清晰記得那一天。我剛剛講完一節女性抗爭史的課,回到家裏,霍勒斯看起來就像吸了海洛因一樣,在家裏到處跳舞。他剛剛當選院士,進入了文化父權制最堅固的堡壘。」維特-布拉特斯特倫說。她和恩達爾在2014年就已經離婚,三個兒子也都成年了。

「嫁給了一個重婚者」

恩達爾還在興高采烈地跳舞,維特-布拉特斯特倫的第一反應卻是抱起了小兒子,孩子當時得了感冒,一直在哭。「我沒有爲他感到高興,在這一點上,他可能永遠不會原諒我,」她說,瑞典文學院對恩達爾來說就像一個女人,他一直在用「她」來指代學院,因此維特-布拉特斯特倫從那天起就覺得,「好像我嫁給了一個重婚者。」

再回憶起從前,她說一切都變了。她在2016年出版的小說《愛或戰爭》(Love/War)中也提到了這一點。在書中,她稱丈夫爲「被拋棄的老鼠」和「精神上的災難」。一個月後,恩達爾也用自己的書作出了迴應,書名爲《最後一頭豬》(Den Sista Grisen,英譯名爲The Last Pig)。

恩達爾從一開始就很適合這份工作,他們自稱爲「男人幫」(boys),維特-布拉特斯特倫則喜歡叫他們「克莫拉」,這個詞的原意是指義大利的一個犯罪集團。他們覺得自己無懈可擊,裝備精良,因爲他們錢多,特權多,又不受什麼監管。1999年,恩達爾接任了斯圖爾·艾倫(Sture Allén)的常任祕書長一職,正是艾倫當年無視了安娜-卡琳·比隆德所寫的舉報信。現在暫時代理常任祕書長的安德斯·奧爾森(Anders Olsson)也是「男人幫」的成員之一。

瑞典文學院的18位院士當中,目前只有10人還活躍在社會活動中。在圍繞阿爾諾的爭論達到高潮時,時任常任祕書長的薩拉·達尼烏斯(Sara Danius)宣佈辭職,阿爾諾的妻子卡塔琳娜·弗羅斯滕鬆也宣佈辭職。學院的贊助人瑞典國王最近修改了相關法令,瑞典文學院的院士不再強制終身制,他們將有權利卸任了。

著名作家夏絲汀·艾克曼(Kerstin Ekman)早在1989年就提出要辭去院士一職,(注:英籍印度裔作家薩爾曼·魯西迪在《撒旦詩篇》一書中涉及了對伊斯蘭教不敬的言論,伊朗宗教領袖霍梅尼下令追殺魯西迪,瑞典各文化團體尤其是作家紛紛發表抗議聲明,但是瑞典文學院以不應幹預政治爲由,拒絕以學院名義發表聲明。因此,三名持異見的院士公開宣佈退出瑞典文學院,但是學院強制終身制,不予批准,他們只能選擇不再參加文學院的活動。)她怒氣衝衝地迴應說:「自1989年以來,這就已經是事實了,你沒有權利批准。」

文學,淫慾和謊言

學院目前還不能正常運作。雖然今年的獎項已經被暫停了,但是回顧過去幾年的獲獎者,我們會發現作品的形式和內容確實和以往有一些不同——這個神祕的祕密組織也在一點點作出妥協。

有些人認爲,諾貝爾獎委員會應該從瑞典文學院手中拿回文學獎的頒獎資格,把它交給另一個學院。這是拯救諾貝爾文學獎的唯一途徑——如果它還能再搶救一下的話。諾貝爾基金會的執行理事拉爾斯·海肯斯滕(Lars Heikensten)在這個問題上的立場很明確:「我們不會幹預,這是學院內部的結構、制度和人事問題,應由學院自己來解決。當然,我們也會密切關注。如果我們認爲瑞典文學院無法再令人信服的話,我們也可以決定撤銷他們的頒獎資格。」

這將取決於未來幾個月事態的發展,海肯斯滕說。瑞典文學院目前已經聘請了外部顧問來解決眼下最急迫的問題。除了允許辭職之外,海肯斯滕還認爲,限制院士的任期長度更爲重要,諾貝爾基金會在授予諾貝爾獎時合作的其他團體都有任期制度。「爲了重獲公信力,學院成員新老結合是最好的。學院必須達成一致:改革是勢在必行的。」

海肯斯滕,甚至所有人,都看到了瑞典文學院正處在劃時代轉變的十字路口。它與其他機構一樣,在這個充滿不確定性和顛覆性的時代,面臨著未知的命運。在這樣的現實下,一樁情事的分量將會遠遠超過文學,淫慾和謊言。

從本質上來說,這種衝擊是必然的。沒有社交媒體,就不會有#MeToo運動;沒有#MeToo,瑞典文學院就不會陷入危機。這是一次21世紀與18世紀的碰撞,卻影響到了20世紀的文學獎項,因爲男人好像還活在石器時代的榮光之中。還有,君主制真的有必要嗎?

瑞典文學院的這個故事就像斯特林堡一部多層次、大部頭小說,豐富而悲傷。斯特林堡曾經說過:「我只是個理論上的厭女症。」這句話被刻在斯德哥爾摩一條步行街的人行道上。但是在我們這個時代,行人經過那裏時,都會選擇忽略這句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