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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eestyle、K歌、組舞團…宋代成都音樂,真·硬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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簇簇歌台舞榭

157首宋詞詠嘆成都音樂勝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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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菜初閒,禁煙將近,一城絲管。

——陸游《水龍吟·春日遊摩訶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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蠶市繁華,簇簇歌台舞榭。

——柳永《一寸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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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關於成都的詞作超過一千首,是一個很大的樣本量。透過這個樣本,我們發現,這些宋詞中直接寫到成都音樂生活的有157首,佔比約16%。以曾任成都知府的京鏜為例,留下的43首詞作全部是寫給成都的,43首中寫到音樂生活的有7首之多,也佔了其詞作的近17%。這些詞有力地說明了宋代成都音樂的發達,也為我們透過宋詞打量宋代成都的音樂生活提供了依據。

那麼,在詞人筆下

蜀地的音樂氛圍是什麼樣子的呢?

居蜀中長達八年,對成都有極深的了解和極大熱愛的大詞人陸游在《水龍吟·春日遊摩訶池》形容成都是“一城絲管”——滿城都是器樂之聲。

大詞人柳永的《一寸金》也向我們展示了他眼中的成都印象:“井絡天開,劍嶺橫雲控西夏。地勝異,錦里風流,蠶市繁華,簇簇歌台舞榭。”詞中除了眼前所見之繁華,更有可愉悅耳目的“歌台舞榭”。

成都的歌台舞榭有多少?詞人用了一個詞——“簇簇”。 “簇簇”本義為一堆堆、一叢叢,“簇簇歌台舞榭”,則極言成都當時供歌舞音樂表演的場所數量之多、密度之大。柳永堪稱宋代最著名的“流行歌曲創作者”,論對歌台舞榭的見識當時也不做第二人想,連他都不禁讚歎成都“安逸”。

宋代的成都,城中繁華之處歌舞喧天的盛大場景,讓我們看到了一個音樂氛圍非常濃厚、音樂演出非常頻繁的大都市。

這就難怪張詠在《悼蜀》中有“燭影逐星辰,歌聲和月落”之句,也難怪陸游在晚登子城,可將錦城氣象一併收入眼底時發出“錦機玉公不知數,深夜窮巷聞吹笙”的感嘆了。

事實上,這種濃厚的音樂氛圍並不僅僅局限在城中繁華之處、重要時間節點或特定表演場所諸如瓦舍、勾欄等,就連郊外也是一片歌舞,如田況的《寒食出城》曰:“郊外融和景,濃於城市中。歌聲留客醉,花意盡春紅。”郊外不僅歌舞連天,這種氛圍甚至比城中還要“濃”。

《鈐轄廳東園記》中有這樣的描述:成都“素號繁麗。萬井雲錯,百貨川委。高車大馬決驟乎通逵,層樓复閣盪摩乎半空。綺轂晝容,弦索夜聲。倡優歌舞,娥媌靡曼,裾聯袂屬。”以此可見當時成都的繁華以及歌舞管弦之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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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多樂工入選宮廷樂團

成都是宋代“音樂硬核”

初離蜀道心將碎,離恨綿綿。春日如年,馬上時時聞杜鵑。

——花蕊夫人《采桑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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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肌玉骨,自清涼無汗。水殿風來暗香滿。繡簾開、一點明月窺人,人未寢,敧枕釵橫鬢亂……

——蘇軾《洞仙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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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到蜀地音樂風氣之盛,在宋代的音樂地位之高,不妨從花蕊夫人說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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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蕊夫人畫像

花蕊夫人是後蜀主孟昶的貴妃,在蜀地名聲極大。 100多年後的蘇東坡還為孟昶補足殘詞《洞仙歌》,懷念浪漫的花蕊夫人。花蕊夫人出身歌妓,容貌出眾,能詩擅詞,更是能歌善舞,聲名遠播。宋滅後蜀,將孟昶和花蕊夫人都押到京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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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昶畫像

據傳,趙匡義被花蕊夫人的容貌歌舞打動,還毒殺了孟昶,欲霸占花蕊夫人。當然這是傳說,但花蕊夫人歌舞之動人,可見一斑。

其實,這個傳說還有另一層的合理性:在北宋政權形成以前,北方經歷了50多年的戰亂,極為缺乏音樂人才,宮廷音樂也是名存實亡,致使宋朝廷不得不在中原之外搜尋樂工。 《宋史·樂十七》載:“宋初……平荊南,得樂工三十二人;平西川,得一百三十九人;平江南,得十六人;平太原,得十九人……”也就是說,宋平西川,選得樂工多達139人,竟遠遠超過其他地區的總和。

這其實並不奇怪。隋唐五代,中原戰亂不斷,而蜀地獨得天時地利,得以長期保持安定,使得許多音樂人才避亂蜀中,比如唐玄宗與唐僖宗前後兩次避亂蜀中,帶來大批樂工,直接促成了蜀地音樂文化的繁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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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蜀人也極為重視音樂,如前蜀皇帝王建錄用了很多避亂於蜀的文人、樂工等;後蜀沿襲前蜀舊制,仍設置教坊,所以在唐末五代的戰亂中,蜀宮仍較為完整地保存著唐代音樂的原貌。而此時中原戰亂不斷、皇權衰微,大批樂工流落民間,宮廷音樂漸趨沒落。這種情況下,前後蜀保存下來的音樂就尤為珍貴,進而成為承唐啟宋的一個必要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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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從保留及傳承的方面來說,蜀地音樂可以說是承唐啟宋,是有宋一代的音樂很“硬核”的構成部分。

舊時宮廷紅蓮舞

傳入尋常百姓家

“草軟沙平風掠岸,青蓑一釣煙江畔。荷葉為裀花作幔。知誰伴,醇醪只把鱸魚換。盤縷銀絲杯自暖,篷窗醉著無人喚,逗得醒來橫脆管。清歌緩,彩鸞飛去紅雲亂。”

——史浩《採蓮令·其一》

宋代樂舞十分發達,在宮廷裡流行隊舞。據《宋史·樂志》記載,宋代的宮廷隊舞又分“小兒隊舞”“女弟子隊舞”等不同的表演形式。

“小兒隊舞”有72人,“女弟子隊舞”有153人,且都有一定的規制,每個隊舞裡會根據著裝、飾品、冠帶、鞋帽等不同,各分十個隊。在“女子隊舞”的十個隊中,有一隊就稱“採蓮隊”。宋代成都的《採蓮舞》就是在此基礎上發展而來的。

其實,採蓮舞起源較早,在唐代已經作為大曲出現。前蜀時期,王衍改編的《採蓮舞》,在舞台佈景方面花費了很大功夫。據田況《儒林公議》記載,“庭為山樓,以彩為之,作蓬萊山。盡綠羅為水紋地衣,其間作水獸芰荷之類,作折紅蓮隊……”王衍為了看《採蓮舞》,就在宮廷中建造山樓,用彩布裝飾,打造出蓬萊山的模樣,再把綠色綾羅鋪在地上作為“地衣”。

其間還裝飾水鳥、荷花等,並通過管子朝地上的“地衣”鼓風,從而營造出波浪般翻滾起伏的視覺效果。表演時,220名舞女坐在船上,從山門洞中駛出,於“地衣”上跳舞、致辭、唱歌。

五代流傳在宮廷中的這種《採蓮舞》,可以說是宋代舞蹈藝術的一個先導,只是到了宋代,採蓮舞又有了新的發展,《宋史·樂志》中記載了採蓮舞隊的表演情況:“衣紅羅生色綽子,系暈裙,戴雲鬟髻,乘彩船,執蓮花”,採蓮隊均由女子組成,表演時,身著紅羅,系暈裙,手持蓮花,乘著彩船出場。

在這支舞蹈隊中,演員角色分工明確。宋代大型舞蹈中執竹竿子的為“參軍色”,也可直稱“竹竿子”,一人或多人同時擔任,相當於今天的樂隊指揮,職責是念致辭,“勾”(引出)舞隊。 “杖子頭”負責喊口號,也可加入舞蹈與歌唱中。此外,還有擔任領舞或者主要舞蹈角色的演員,是為“花心”。

採蓮舞後來也流入了民間。四川瀘縣宋墓的一號墓、二號墓出土的關於宋代舞蹈的石刻,內容均為宋代著名的採蓮舞。

在瀘縣宋墓發現的兩處《採紅蓮隊》石刻中,一處保存完整,石刻共有四幅浮雕,每塊石刻雕有一名女性舞者,都手持荷葉、荷花、蒲草及彎曲狀飾物紮成的舞具,兩腿微曲立於荷葉之上。

瀘縣石刻,生動再現了宋代《採紅蓮隊》舞蹈的場景。我們也可以據此推斷宋代成都的採蓮舞。從人物著裝、佩戴,再到演員表演所用道具,都可以看出它極大的觀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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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東京夢華錄》和《宋史·樂志》中關於《採蓮舞》動輒上百人表演,到瀘縣宋墓出土石刻中的數人作舞,可見《採蓮舞》已由北宋年間的宮廷宴樂大曲逐漸向中下層統治階級流行,並成為南宋士大夫階層宴會上的重要曲目。

所以,以陸游為代表的宋代成都的士大夫及某些文人階層,不僅能夠“曲終卻看舞《霓裳》”(陸游《憶唐安》),還能夠欣賞到採蓮舞;京鏜詞《滿江紅》中“但筵前、依舊舞腰斜,歌喉咽”所提到的當時成都的舞蹈表演,也可能包括採紅蓮舞。

關於採蓮舞的表演,其中有個環節是唱採蓮令,而採蓮令,一般由文人創制,形制、內容均類似於當時的詞,比如宋人史浩就有九首《採蓮令》 ,對於《採蓮舞》的表演場面,史浩在詞作《採蓮舞》中也有體現。

其一:“草軟沙平風掠岸,青蓑一釣煙江畔。荷葉為裀花作幔。知誰伴,醇醪只把鱸魚換。盤縷銀絲杯自暖,篷窗醉著無人喚,逗得醒來橫脆管。清歌緩,彩鸞飛去紅雲亂。”

其二:“相呼短棹輕偎倚,一片清歌天際起。聲尤美,雙雙驚起鴛鴦睡。”兩首詞都有對採蓮舞表演時逼真以至於充滿詩情畫意的舞台佈景、優美宛如天籟的音樂效果的描寫,更體現採蓮舞既是一場視覺盛宴,更是一場聽覺盛宴。

勾欄瓦舍之內外

專業演員與“路歧人”

發達的戲曲、說唱藝術背後,是為一場場演出提供相對固定場所的瓦舍、勾欄。比如,自唐以後,大慈寺就成了成都人生活休閒的中心,大慈寺周圍的瓦舍勾欄之盛,必是巴蜀之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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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能進入勾欄表演的藝人是比較幸福的,當時,還有大量進入不了演出場所的藝人,被稱為“路歧人”,就比較辛苦了。

1976年4月,廣元發現兩座南宋墓,墓中有大量浮雕,表現的是當時的身著各式服裝的男女樂人,進行大曲表演的場景。大曲是興起於唐代的一種戲曲藝術,核心構成是配樂、舞蹈和唱詞。

這些石刻說明,南宋時期,流行的歌舞戲曲表演已經傳播到離中心城市較遠的地區。而在宋代,擔當此傳播重任的重要藝術群體則是當時被稱為“路歧人”的藝人,其實就是民間的流動藝人,相當於我們現在的街頭藝人、流浪歌手之類的,“路歧人”是對他們的統稱。

也有學者認為,路歧人不僅具有流動性,也是不入勾欄的一個演藝群體,依據是《武林舊事》的記載:“或有路歧人,不入勾欄,只在要鬧寬闊之處做場者,謂之打野呵。

此又藝之次者。 ”耐得翁的《都城紀勝》亦云:“執政府牆下空地——舊名南倉前,諸色路歧人,在此作場,尤為喧闐。”而廣元石刻,則記錄下了這類路歧人的身影,他們在成都等發達地區學得了技藝,因為種種原因離開,客觀上就把成都這樣的發達城市的流行時尚帶到了各地。

成都這塊“笙歌地”的“一城絲管”之聲,

具體來自哪裡呢?

今天

我們將藉由宋詞穿越到宋代成都的音樂生活現場

細聽這“一城絲管”都從哪里傳來

“成都好,蠶市趁遨遊。夜放笙歌喧紫陌,春邀燈火上紅樓。車馬溢瀛洲。”

——張仲殊《望江南·蠶市》

現場一:十二月市 雅俗多遊賞

宋代趙抃《成都古今記》有云:成都“正月燈市,二月花市,三月蠶市,四月錦市,五月扇市,六月香市,七月七寶市,八月桂市,九月藥市,十月酒市,十一月梅市,十二月桃符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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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月市是成都人扎堆儿上演“城會玩兒”的大好時機,歌舞音樂、戲曲雜劇等表演是必不可少的。在流傳下來的比較有名的宋詞中,寫到成都十二月市上音樂場景的詞有7首,僅成都知府京鏜一人的就有3首。

下面我們將以蠶市和藥市為例,一窺成都十二月市中的音樂場景。

大詞人柳永的《一寸金》“簇簇歌台舞榭”

范成大的《離堆行》中“成都火米不論錢,絲管相隨看蠶市”,描寫的都是成都蠶市濃厚的音樂氛圍。

以上是白天,那麼,宋代僧人張仲殊的《望江南·蠶市》,則揭示了蠶市夜晚的音樂生活:“成都好,蠶市趁遨遊。夜放笙歌喧紫陌,春邀燈火上紅樓。車馬溢瀛洲。”即便是夜晚,蠶市的笙歌聲也是連城外都能聽聞。

田況《三月九日大慈寺前蠶市》中說:“又見笙歌入寺來。”寺內都是一片笙歌,其他地方就更不用說了。

九月的藥市同樣如此。曾任成都知府的京鏜有三首描寫成都藥市的詞,每一首都少不了音樂的存在。

《木蘭花慢·重九》中寫道:“藥市家家簾幕,酒樓處處絲簧。”藥市開了,各大酒樓加強了“音樂配置”,吸引遊客。

《洞仙歌·重九藥市》:“三年錦裡,見重陽藥市,車馬喧闐管弦沸。笑籬邊孤寂,台上疏狂,爭得似,此日西南都會。”

管弦聲沸騰,啥地方能趕得上今天的西南都會成都? 《雨中花·重陽》:“玉局祠前,銅壺閣畔,錦城藥市爭奇……巷陌連鑣並轡,樓台吹竹彈絲。”詞中的玉局觀在城南,這一帶的藥市時節,滿街的菊花酒香,巷陌間有川流不息的車馬,更有縹緲的美妙音樂作為整個藥市的“背景音樂”。

月市相當於現代的展銷會,有這麼多的音樂元素,“雅俗多遊賞”,大有後世“文化搭台,經濟唱戲”的味道了。

“昇平似舊,正錦裡元夕……玉簫聲裡,金蓮影下,月明如晝。……坐上兩賢,白玉為山聯翩秀,笙歌一片圍紅袖……”

——京鏜《絳都春·元宵》

現場二:節日與遨樂 萬民同享歌舞

在宋代,成都官方與民間都十分重視“遨樂”——遊園遊樂活動。

宋末劉辰翁《八聲甘州》“誰見宣華故事,歌舞簇遨頭”,描述的就是遨頭(遨樂活動組織者,一般為地方長官)被歌舞“包圍”的場景。

宋代成都的遨樂是頗具地方特色的盛大活動,音樂歌舞是活動的重要組成,京鏜在《念奴嬌》一詞中也有所體現:“笙歌叢裡,旌旗光映林樾。”

宋人田況描述了當時重要的遨樂活動浣花大游江:“……十里綺羅青蓋密,萬家歌吹綠楊垂。畫船疊鼓臨芳漵,彩閣凌波汎羽卮……”活動的場面可謂盛大,民眾參與熱情極高,“萬家歌吹”“畫船疊鼓”,這恐怕是宋代成都市民最歡快的時節之一,也是當時成都最盛大的音樂場景。

宋代大大小小的節日節氣,成都人都頗有眼福耳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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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游“挑菜初閒,禁煙將近,一城絲管”,寫的是小節日——二月二日挑菜節,居然也是“一城絲管”。

到了大的節日,更是了不得。京鏜《絳都春·元宵》詳細呈現了錦裡的元宵節:“昇平似舊,正錦裡元夕,輕寒時候。十里輪蹄,萬戶簾帷香風透……玉簫聲裡,金蓮影下,月明如晝。知否?良辰美景,豐歲樂國,從來希有。坐上兩賢,白玉為山聯翩秀,笙歌一片圍紅袖。切莫遣、銅壺催漏……”成都元宵節不僅有十里 “輪蹄”(車馬),還有玉簫、笙歌及翩翩起舞的“紅袖”(美女)。

元費所著《歲華記麗譜》一一記錄了成都每個重要的日子宴遊情形,在這些重要的日子裡,歌舞說唱、雜技魔術、曲藝戲劇及其他藝術形式都在一個個宴集之處展開:“凡太守歲時宴集,騎從雜沓,車服鮮華,倡優鼓吹,出入擁導,四方奇技,幻怪百變,序進於前,以從民樂。”

宋代成都的節慶及遨樂,幾乎都是官府倡導、主導,音樂作為一種“剛需”,也體現了當時官府所倡導的音樂氛圍。

“新酒熟,綺筵開……蜀弦高,羌管脆。慢颭舞娥香袂”

——晏殊《更漏子》

現場三:文人士大夫 新詞送茶

宋代文人聚會,音樂是重要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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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鏜《滿江紅·壬子年成都七夕》“……更倚闌、豪飲莫辭頻,歌金縷”,田況也有描述:“彩堋飛鏑遠,醉席歌聲起”,就是文人們對酒高歌的情形。

那麼,文人士大夫雅集,都有些什麼娛樂內容呢?陸游《憶唐安》呈現了當時成都士大夫的音樂生活:“南鄭戍還初過蜀,朝衫與鬢猶爭綠。……唐安池館夜宴頻,瀲瀲玉船搖畫燭。紅索琵琶金縷花,百六十弦彈法曲。曲終卻看舞《霓裳》,裊裊宮腰細如束……”金縷為古琵琶曲名;“法曲”也是一種古曲,演奏此曲的樂隊有四十面琵琶,共計有一百六十弦,所以詞中稱“百六十弦”。

唐安即今崇州一帶,陸游在詞中自註曰:“唐安弦索為兩川冠”,演奏水平很高。宴席上,舞女們舞的是《霓裳》,即唐玄宗所製《霓裳羽衣舞》,屬唐代的宮廷樂舞。這也是宋代成都音樂很好地保留唐樂的一個力證。看得出來,這是個規格比較高的正式宴會。

而一般的聚會,就比較接地氣。

晏殊《更漏子》一詞中“新酒熟,綺筵開……蜀弦高,羌管脆。慢颭舞娥香袂”,這裡不光有酒有歌,還有蜀弦、羌管,這些都是很有蜀地特色的音樂藝術形式。這也說明,宋代成都的文人官員不但喜歡傳統經典舞蹈、樂曲、樂器,還以追求新、奇為尚。

魏了翁在《臨江仙》一詞中有“緩觴燖舊友,勾拍按新聲”,“新聲”即新作樂曲;

張詠《筵上贈小英》“為我高歌送一杯,我今贈爾新翻曲”,都說明當時的那種熱愛音樂並求新、求奇的社會風尚。

而真正能代表文人雅士音樂趣味的,是“茶詞”,也就是喝茶時,要有歌伎在一旁“唱新詞”。這個創舉,來自於成都知府、大詞人宋祁。

《歲華紀麗譜》記載:“……蓋臨邛週之純善為歌詞,嘗作茶詞授妓首度之以奉公(宋祁),後因之。”宋祁覺得以唱茶詞的形式送茶,非常安逸,漸漸地,就成為一種風尚。

唱茶詞的時機、場景,蘇軾在《行香子·茶詞》中有載:“綺席才終,歡意猶濃。……看分香餅,黃金縷,密雲龍……覺涼生、兩腋清風。暫留紅袖,少卻紗籠。放笙歌散,庭館靜,略從容。”可知,於“綺席”之後,由歌伎(紅袖)持杯送茶,唱歌勸茶,也算是“曲終奏雅”。而歌伎們唱的這些茶詞,既有既定曲目,也有在場詞人即興創作的新曲目。

當今成都人,日常聚會,酒酣飯飽之後,還會品一品茶,佐以龍門陣,或也是古人遺風。

“酒淆勸屬場市滿,鼓笛繁亂倡優獰。”

——蘇轍《蠶市》

現場四:宋代唯一的民間戲曲擂台賽

“蜀戲冠天下”是對唐代蜀戲的總結。而到了宋代,“蜀戲”已經成為大眾日常娛樂生活的重要內容,不過,這時的它被稱為“川雜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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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雜劇繪畫

南宋旅日禪師道隆在《觀劇》中稱:“戲出一棚川雜劇,神頭鬼面幾多般。夜深燈火闌珊甚,應就無人笑倚欄。”以“川雜劇”專稱宋代蜀地雜劇,表明它是一種不同於別處、具有四川的藝術特色和風格的雜劇。

前詩中有“神頭鬼面幾多般”,蘇轍《蠶市》也說“鼓笛繁亂倡優獰”

《歲華紀麗譜》也記載“四方奇技,幻怪百變”,說明當時演員很多時候都戴著面具,可見不少戲劇都是以神怪玄幻為內容,很受成都市民歡迎,後來,連官府也捲進熱潮。

《四川通史》中稱:“兩宋時期,四川地區大凡官府宴會,歲時節令以及一些公共娛樂場所,都有戲劇表演。”百姓婚喪嫁娶固然離不得,而一些演出場地簡直讓人意想不到。

《蜀中廣記》中的“高僧記”記載:“雜劇打來,全火祇候”,廟中也演雜劇,當時成都人最喜歡的旅遊地大慈寺就有雜劇演出。

一些廟宇中甚至還有雜劇演員的像,如《潼川二顧相公祠重畫記》說其“皆作伶官弄臣像”,不知道算不算最早的“明星像”。我們可以說,宋代的成都真的是無一處、無一時沒有川雜劇了。

其實,對於宋代的成都雜劇界來說,還有更為隆重的日子,那就是每年初春的戲劇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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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雜劇繪畫

比賽地點就在官家園林西園,當時的成都人會通過“撼雷”擲骰,進行演出競爭。

對此,宋人莊綽《雞肋篇》有詳細記載:“成都自上元至四月十八日,遊賞幾無虛辰。使宅後圃名西園,春時縱人行樂。初開園日,酒坊兩戶,各求優人之善者,較藝於府會,以骰子置於合子中撼之,視數多者得先,謂之'撼雷'。……須筵中哄堂,眾庶皆噱者,始以青紅小旗各插於墊上為記。至晚,較旗多者為勝。”

其記載了成都當時的雜劇比賽“撼雷”的比賽場景:兩戶酒坊,各自出資徵集、選拔出優秀的雜劇演員後,就開始在西園設置擂台,公開競技。誰先開始表演,是通過擲骰子看點數多少決定。

這種擂台賽,從早到晚,演的都是雜劇。供觀眾觀看比賽的地方,除了離擂台較近的看棚,遠一點的還有高凳,高凳上多是普通老百姓,男男女女站在上面,就像小山一樣。

比賽內容據吳自牧《夢粱錄》“是宋人雜劇,固純以詼諧為主,與唐之滑稽劇無異”可知,多半是以諧謔、搞笑吸引觀眾,雜劇演員則會通過說學逗唱等種種表演形式來博觀眾一笑。

在成都的“撼雷”比賽中,表演者的表演要能夠讓在座的觀眾都捧腹大笑,這才算得分。每次得分,就用青色或紅色小旗子分別插在墊子上為兩隊選手計分。最終的成績就是看哪家的雜劇團隊得到的小旗子多。

我們可以想像比賽場景:人山人海,戲棚左右洋溢著的觀眾的叫好聲和陣陣笑聲;有主持人唱分、命令插小旗計成績;台上演員與台下觀眾互動、拉票……與當今的各類比賽幾無差別。

這樣熱鬧、喧騰的場面要從上元持續到四月十八整整64天的時間。成都西園為雜劇所舉辦的“撼雷”比賽,在全國都是一種創舉,是成都獨一無二的,首開民間酒商出資在官府園林舉辦長達數月的雜劇演出活動的先例。

來源:成都晚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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