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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報導

不同國家新冠檢測率為何差數百倍?這個問題不只與貧富相關



上月,世衛組織(WHO)總幹事譚德賽在新聞發布會上說:“我們向所有國家傳達一​​個簡單的信息:檢測,檢測,再檢測(test, test, test)。”據半島電視台4月7日報導,世界各地的衛生專家支持譚德賽的這一論斷,認為這樣可以“平緩疫情傳播曲線”,以防止意大利與西班牙病例急劇上升的現像在其他國家再次上演。

通過大規模檢測,可以將感染者與其他人隔離開來,有助於確認接觸者,從而遏制傳播。

但據新加坡《海峽時報》4月6日報導,截至當日,長期追踪世界各國疫情的Worldmeter網站稱,在人口超過5000萬的國家裡,印度尼西亞、埃塞俄比亞、尼日利亞和孟加拉國的檢測率位居倒數。這四個表現“最差”的國家人口規模均破億。發展中國家及部分發達國家檢測率低的狀況令人擔憂。

如何進行新冠病毒檢測?

據半島電視台報導,新冠病毒檢測方法有WHO推薦的核酸擴增檢測(NAAT)和血清抗體檢測。

核酸擴增檢測更為常用,通常從上呼吸道收集包含粘液和唾液的混合物樣本。這種方法雖然可靠,卻比較耗時,檢測過程最多需要3到4個小時,幾天之內才能得出結果。

血清抗體檢測則只可確定樣本擁有者是否曾感染或接觸,無法確定樣本擁有者是否還具有傳染性,總體而言仍處於開發階段,只有新加坡等少數國家採用這類測試方法。

據報導,在世界上大多數國家或地區,65歲以上長者與重症患者擁有優先檢測的資格。因檢測工具供應不足,許多出現輕微症狀的人難以在美國等國家接受檢測。

在大多數國家或地區,新冠病毒檢測主要在專門的實驗室和醫療機構中進行。最近幾週,德國、加拿大、阿聯酋和韓國等國家在醫院以外開設了檢測中心。

其中,韓國因檢測普及、迅速而受到世界關注。不少韓國城市設置了路邊監測點,以迅速獲得樣本,讓汽車乘員在車內即可完成取樣。這不僅節省了約三分之一的檢測時間,也降低了病毒傳播的風險。快速採樣所取得的樣本將送往專門的實驗室作進一步檢測。

英國廣播公司(BBC)3月報導指出,韓國遍布全國的便捷檢測點、24小時運作的實驗室與總結自應對中東呼吸綜合徵(MERS)疫情的經驗,或許是韓國的疫情能走向穩定的原因。

據半島電視台報導,美國有幾家公司稱已成功開發家庭型新冠病毒檢測試劑盒,但仍未獲得美國食品和藥物管理局授權。孟加拉國、塞內加爾研究人員分別開發出的快速檢測試劑盒與家庭檢測試劑盒則已獲各自政府批准使用。

不過,仍有專家擔憂,雖然家庭檢測試劑盒能擴大檢測範圍,但可能不如實驗室內完成的檢測那樣精準。

不同國家檢測率可差數百倍

根據Worldmeter網站數據,截至4月6日,印尼每100萬人中有36人次接受了新冠病毒檢測。埃塞俄比亞、孟加拉國與尼日利亞則分別為每100萬人檢測16人次、18人次與19人次。這四個國家的人口分別為2.64億、1.05億、1.65億與1.91億。

相比之下,韓國每100萬人檢測8996次,新加坡每100萬人檢測6666次,馬來西亞每100萬人檢測1605次。兩個梯隊的國家之間檢測率差距達數百倍。

印尼政府應對新冠肺炎疫情發言人尤里安托(Achmad Yurianto)在接受《海峽時報》6日採訪時說:“我們開展監測的依據不是人口規模,而是對陽性病例接觸者及訪問醫院出現症狀者的追踪情況。”

尤里安托補充說,印尼也正在開展以血清抗體測試為主要方式的快速檢測工程,但這類快速檢測的結果不會計入印尼新冠肺炎病例的統計。他強調,這種快速檢測不如核酸檢測可靠,僅可用於早期的篩查。

印尼是東南亞最大的經濟體,與埃塞俄比亞、孟加拉國、尼日利亞相比,印尼的GDP至少都是其中任何一個國家的三倍。 《海峽時報》稱,正因如此,印尼檢測率之低令人震驚。另有印尼當地媒體指出,印尼衛生部公佈的全國死亡病例數字與西爪哇省和雅加達特區政府的數字相抵觸,令人質疑衛生部數據的透明度和可信度。

據路透社4月6日報導,孟加拉國政府也因未實施足夠的病毒檢測而遭受批評。孟加拉國衛生部長說:“我們正在14到15個不同的地方開展檢測。將來,我們將把每日檢測量提升至1000至1500人次。”上週,孟加拉國的每日檢測只有50到300人次。

阿富汗的疫情同樣令人擔憂。截至4月6日,阿富汗已檢測2737人次,其中有367例確診。阿富汗西部邊境赫拉特省因數千名阿富汗人從伊朗返回而暴發了該國最嚴重的疫情。儘管如此,也只有一小部分從阿伊邊境返回阿富汗的人接受了檢測。

對中、低等收入國家而言,大規模檢測的可行度較低。來自南非開普敦大學的學者馬亞·萊索斯基(Maia Lesosky)對半島電視台說:“我認為中、低等收入國家面臨的嚴峻挑戰可能與缺乏金融安全網有關。其中的一些國家被認為承擔著新冠肺炎及其他疾病的巨大壓力。”根據資料,金融安全網指的是能動員力量保持國家金融體系穩定的體系。

萊索斯基分析,開展新冠病毒的大規模檢測可能會影響“診斷或治療現有疾病的能力”。 “有了足夠的資金,任何事情都是可能的……應該仔細權衡大規模檢測的益處與潛在弊端”,萊索斯基說。她強調,大規模檢測只有和旨在遏制病毒傳播的公共衛生計劃緊密結合時才有益處。

檢測率低不僅僅是發展中國家的問題

據《紐約時報》4月5日報導,各國政府官員都在使用“大規模檢測”、“病例數”等相同的措辭,實際指代的情況卻可能非常不同。各國的檢測與通報方式存在很大的差異。

即使是發達國家,日本與英國的檢測率也較低。截至《紐約時報》上述報導發稿時,日本每100萬人只做了大約500例檢測,令人擔心新冠病毒在日本可能存在隱性傳播的現象。與之類似,英國相比西歐其他國家來說檢測率偏低,每100萬人有2400例檢測。

《紐約時報》稱,在感染人數仍在可控範圍內時,韓國、澳大利亞、新加坡等國大規模檢測的方法為疫情提供了一個相當全面的描繪,讓減緩疫情成為可能。德國儘管沒有採取同等規模的行動,但在早期也做了比大多數國家都多的病毒檢測和追踪工作。 《金融時報》評論稱,德國的策略總體上是成功的。

《紐約時報》指出,大多數存在大量確診病例的國家進行的檢測數量都比較少,都是等了更長時間後才開始進行大規模檢測。美國是一個典例,截至4月5日,美國大約90%的檢測是在過去兩週完成的。

這些國家在通過開啟檢測工程“追趕”病例數後檢測到了更多的病例,但此時已很難判斷新增病例中有多少是疫情不斷擴大的結果,有多少是擴大疫情監測的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