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同治二年（1863）七月二十七日，負責督辦江南軍務、統籌大江南北水陸各軍的欽差大臣曾國藩，向清廷提交了一份《特參廬江縣知縣吳燮和貪劣科派請予革職折》，稱吳燮和“辦理防守中營私舞弊、私收畝捐錢米、欺騙上司”等，“奏請革職查辦”。
吳燮和，號雲瞻，江蘇上元（今江蘇省江寧縣）人。同治元年（1862），以“同知銜署安徽廬江縣事候補知縣”，即以五品銜的知府副職身份代理廬江縣知縣。豈知上任兩年不到即遭參劾，被革職離任。
《曾文正公年譜》
受命於危難之時
清黎庶昌《曾文正公年譜》記載：“十八日（同治二年三月），苗沛霖復叛，引其黨圍攻壽州。十九日，賊大股圍攻廬江縣。四月，公調鮑超、劉連捷等軍援六安。十二日，馳摺奏石澗埠、廬江、桐城、舒城六安州先後解圍情形……”
咸豐八年（1858）“三河大捷”後，太平軍在皖中地區的兵力十分強勁，和州、含山、巢縣相繼失守，廬江縣城岌岌可危。同治元年（1862）初，吳燮和受命於危難之中，出任廬江縣代理知縣。
清光緒《廬江縣誌》，對當年太平軍“大股圍攻廬江縣”，關於知縣吳燮和有詳細記述：同治元年（1862）十一月十九日，巢縣陷。廬江知縣吳燮和急命組織防禦。此時吳長慶、王占魁正奉命回鄉招募鄉勇，吳燮和便請示將二人暫留廬江協助守城。同治二年（1863）三月初一日，湘軍梁美材奉命北上途經廬江時，吳燮和亦懇請梁美材部暫留協防。
三月十九日，太平軍大股圍攻廬江縣城。四月，（太平軍）忠王部將遣部隊自城東至城西修築營壘。吳燮和與眾將商議：“若賊軍堡壘建成則據險難攻，城圍必難解除。我願親率一支部隊出擊。”於是吳長慶、梁美材各留兩成兵力守城，親率四成部隊迎擊城東敵軍主力；另撥四成兵力交吳燮和指揮。當夜梁美材、吳長慶兵分兩路，派親兵小隊在城外佯攻吶喊。城東敵軍恐西路有失急忙西援，中途遭吳燮和領兵伏擊潰敗；西路敵軍聞東線告急亦往援，同樣中伏被截。兩路敵軍首尾難顧各自逃竄……此戰擒斬近千人，繳獲軍械旗幟無數。
太平軍圍攻潰敗，逃離廬江，縣城完好保全。於是，吳燮和隨即招徠、安頓逃亡在外的百姓，並捐出自己的“養廉銀”（清政府發給官員個人的高額補貼）為他們提供耕牛和種子，讓百姓能夠及時耕種，同時繼續操練民團鄉勇，做到有備無患。
“設局畝捐”獲罪
五月，戰事稍息。豈知，七月二十七日曾國藩即向清廷提交一份《特參廬江縣知縣吳燮和貪劣科派請予革職折》，其奏摺稱：
同治元年（1862）冬，廬江縣防務緊急。曾國藩命代理知縣吳燮和大量採購糧食，允許其作為正當開支報銷。同時明確批示：除非賊匪（太平軍）圍城、糧道完全斷絕，否則不得動用庫存糧米。
次年（1863年）三月，太平軍圍攻廬江縣城，四月退去。吳燮和與吳長慶聯合稟報：守城期間因存糧不足，且四鄉無法購米，動用了倉庫存米五百餘石。曾國藩當即批准，免予補還。豈知到五月，吳燮和又上報稱採購了四百五十石米，每石報銷制錢四千九百五十文（約合今人民幣900元）。曾國藩認為報價過高，責令說明具體採購時間。吳燮和隨後回復稱是三月賊匪攻城時緊急採購。但這一說法與此前“四鄉無米可買”“倉中有存米”的彙報完全矛盾。
與此同時，曾國藩又聽聞吳燮和曾私自要求百姓捐米。於是便命安徽省布政使司派員暗訪。暗訪調查反饋：吳燮和在縣境東、南、北三鄉設立捐局，要百姓按每畝田捐米一升（無米者折錢四十文），“三鄉共計斂錢二三千串、米數百石”。
對此，吳燮和稱：因去年冬季守城防務挪用公款導致虧空，故於四月設局畝捐，所收錢、米，都提交收支清單至司衙（省布政使司）。
奏摺最後寫道：“核與委員查復，數目稍有不符，而按畝派捐，屬實。軍米一項，雖查有採買之說，究未知有無其事。……吳燮和又於四月稟請緩收上忙，以纖民困，何得私收畝捐錢米至二三千串之多？所有特參貪劣知縣緣由，謹會同安徽撫臣唐訓方具奏，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特參”特辦。僅數日，內閣奉上諭，“同知銜署安徽廬江縣事候補知縣吳燮和，於上年賊匪竄撲該縣，辦理防守，挪用存倉米五百餘石，經該督批准，免其買補還倉，輒敢以重價捏稱採買，含混報銷，且敢藉端科派民間，並私收畝捐錢米至二三千串之多，實屬狡詐貪鄙，甚為可惡。吳燮和即行革職，永不敘用。”
自古功過不相抵
吳燮和革職離開廬江縣22年後，成書於光緒十一年（1885）的《續修廬州府志》中記載：“吳燮和，號雲瞻，上元人，明干有為。同治元年知廬江縣事。時粵賊由金陵來犯，城中兵力單薄，流亡未集。適有援廬州軍三營過境，燮和泣留助戰，設法籌餉，晝夜登陴巡守，邑城獲全。捐廉修東關通道橋，清丈田畝，有條不紊。後以他事被議去任，邑人追思不忘。”
清光緒《續修廬州府志》和《廬江縣誌》記載詳略有異，但共同記載了一個史實：吳燮和在太平軍進犯廬江縣城時，積極組織兵力協助守城，設法籌措軍餉，並日夜登城巡視防守，最終保全了縣城。戰後他捐出個人的“養廉銀”修繕東關通道橋，主持清丈田畝等事務，處理得有條不紊。離任後，當地百姓仍長期懷念他的功績。
地方志是“官修書”，乃“一方之全史”。相繼成書於光緒十一年（1885）的《續修廬州府志》《廬江縣誌》，距同治二年（1863）太平軍侵犯廬江縣城僅時隔22年。
舊時能參與纂修地方志書者必為地方學官（教諭、訓導），及本土塾師、耆老等，他們的年齡最低也有40歲。也就是說《續修廬州府志》和《廬江縣誌》的編纂者基本是出生、成長在咸豐、同治年代的人，對同治年間相關史實內容的收錄與記載應該是準確無誤，“時近則跡真”。
吳燮和出任廬江知縣，系受命於太平軍“大股圍攻廬江縣”危難之中。作為一縣之長，日夜登城巡視防守，親率部隊出擊迎敵。戰事稍息，捐出自己的“養廉銀”給百姓購買耕牛和種子，讓能夠及時耕種，修東關通道橋……百姓切身受益，故他離任後“邑人追思不忘”。
然“自古功過不相抵”，這一原則在政治、法律及社會治理中均有深刻體現。
曾國藩是個爭議甚大的歷史人物。但毋庸置疑，作為“晚清第一名臣”，他一生堅持“清廉做官，樸素為人”的廉政文化還是值得肯定的。清朝末年，曾國藩洞悉政情利弊、民生疾苦與武備弊壞，目睹時局危急而政風頹靡，遂果斷奏疏“匡正時弊，嚴肅法紀”，其重要舉措之一就是從嚴整頓吏治。當知曉吳燮和私自“設局畝捐”時，儘管他守城有功，但仍將其作為“從嚴整頓吏治”的典型，將其參劾革職，足以看出曾國藩力求挽救瀕死清朝之良苦用心。
至於府、縣兩級地方志書詳細記載吳燮和在廬江縣任職期間的所作所為，並將其歸類於“名宦”垂名後世，這就是“是非自有公論，功過後人評說”了。 （汪德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