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都熟讀過烈士趙一曼的英勇事蹟，卻極少有人了解她唯一的兒子陳掖賢，走完了怎樣坎坷的一生。 1960年，這個頂著烈士後代身分的普通人，給毛主席寄了一封措辭尖銳的信，任誰都覺得他這下肯定要出事，沒想到結果完全出乎所有人意料。
陳掖賢剛滿歲就被趙一曼託付給兄長撫養，趙一曼奔赴抗日戰場之後，他一直跟著姑姑生活。那時候任弼時夫婦剛好住在同一區域，他從小跟著堂兄摸爬滾打長大，姑姑忙工作抽不開身，還能幫家裡幹些雜活。直到趙一曼犧牲好幾年，他才從父親陳達邦嘴裡得知母親已經犧牲，連屍骨都沒能找回來。
父親那時候忙著幹工作，沒功夫多陪他，沒多久就去了法國，還組建了新的家庭，父子倆從此聯繫少得可憐。他踏踏實實讀書考學，最後考上了中國人民大學外交系，畢業前夕去北京東北烈士紀念館參觀，才第一次看到母親留給他的遺書。確認自己身世之後，他特意用鋼針在手臂上刺下了母親的名字，這份對母親的念想，貫穿了他的一輩子。
畢業後他沒有從事外交相關的工作，反而去了北京工業學校當政治老師，沒多久就和張友蓮結婚，生下了一個女兒，後來因為生活瑣事離了婚。離婚後張友蓮精神出了問題需要長期住院，他也沒不管不顧，時不時還會抽空去醫院探視。 1960年春天，他收到老家湖北宜昌寄來的信，說當地鬧飢荒，老百姓日子過得特別苦。
剛好那段時間父親帶他去政協食堂吃飯，桌上大魚大肉管夠，對比老家傳來的壞消息，他坐在飯桌上怎麼吃都不是滋味。後來單位組織烈士子女聚會，大家聚在一起只說些場面話，壓根沒人提老百姓正在挨餓的事，他當場壓不住火，甩臉就離開了聚會。回去之後他用憶秦娥的詞牌填了一首詞，直指當時存在的公私不分問題，整理好之後就直接寄給了毛主席。
這封信輾轉了好幾個月，同年八月才送到毛主席的案頭，毛主席剛看到信的時候挺生氣，當場就問秘書寫信的人是誰。秘書一說這是烈士趙一曼的親兒子，毛主席沉默著想了一會兒，緩緩說出了六個字：算了，不追究了。他也真的沒因為這件事受到任何清算，之後照常回學校教書，日子該怎麼過還怎麼過。
同年他就被下放到朝陽區樓梓莊公社勞動，白天乾一天農活晚上還要開會，每天能吃的只有窩頭雜糧，他也沒喊過一句苦一句累。後來學校黨委看出他精神狀態不對，安排他去醫院治療憂鬱症，住了幾個月出院之後，他選擇和張友蓮復婚，之後還生下了一個小女兒。張友蓮的病情一直反覆，大部分時間都住在醫院，兩個女兒主要靠岳母幫忙照顧，有空就會過去看看孩子。
後來父親陳達邦過世，他到墓園送了父親最後一程，沒幾年北京工業學校解散，他被分到第六機床廠當普通工人。從前站在講台教書育人的老師，變成了車間裡操作機器裝配零件的工人，日子一下子變得單調又枯燥，他也安安靜靜接受了這份變動。妻子住院要花不少錢，處處都要用錢，他的薪水不夠用，平常只能一分錢掰成兩半花，日子過得緊巴巴的。
1974年夏天，同事發現他在宿舍躺了好幾天起不來，居然是餓到沒力氣出門，大家趕緊給他餵了東西才把人救回來。之後他就辦了病退，一直住在單位的單身宿舍，直到1981年單位建家屬樓，他才分到了一層的一套單元房，總算有了完全屬於自己的安穩小窩。 1982年八月，同事見他好幾天沒露面，上門找他才發現他已經自縹身亡，終年五十三歲，屋裡只留下趙一曼的照片和幾頁紙。
陳掖賢這輩子，從記事起就寄人籬下，哪怕姑姑和任弼時夫婦對他都很不錯，他骨子裡還是帶著揮之不去的疏離感。在知道自己母親是趙一曼之後，他心裡固然有一份榮耀，但更多的是讓原本內向的他，變得更加沉默寡言。他從來沒藉著母親烈士的身份索要過什麼優待，一輩子都靠著自己幹活吃飯，說白了就是個心裡藏不住事的直性子。
他見不得底層老百姓吃苦，有問題就直說，壓根沒想過寫信會不會給自己帶來麻煩。這輩子他被命運磋磨了大半輩子，從小沒享受過父母的疼愛，長大之後家庭負擔重，工作幾經變動，最後還是沒撐下去。但他這份心直口快、心裡裝著百姓的勁兒，到現在想來也挺讓人唏噓的。
參考資料：人民網趙一曼之子陳掖賢的一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