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年初的福州城，夜裡河風很硬，江面上燈火稀稀拉拉。福建省政府大院里，卻是徹夜不眠。幾名高官被綁票，外邊的部隊打進城來，電話線時斷時續，省主席楊樹庄只留下了一句“只能求援”，就讓參謀把電報發往閩北，收信人是一個名字有些陌生、卻馬上要改變福建北部局勢的人——劉和鼎。
這時的他，已經不是當年在北洋軍里被人踢來踢去的小參謀，而是手握一個整編師、盤踞閩北的地方實力派。更有意思的是，這支後來在福建北部稱王稱霸的軍隊，卻幾乎是清一色的安徽兵。一個安徽軍人，如何在閩北站穩腳跟，從邊緣部隊一路混成“土皇帝”，再到抗戰、內戰中屢次改頭換面，最終在1949年以一個完整師的建制加入人民解放軍，確實值得細細捋一捋。
一、出身仕宦之家的小軍人，幾度沉浮後握兵自重
劉和鼎生於1894年，安徽合肥人，字波鳴。家裡不算尋常人家，祖父做過清朝封疆大吏，屬於標準的舊官僚家庭。父親沒什麼出息，一輩子活得有點“紈絝”的味道，這種家庭氛圍，既給了他讀書習武的條件，又讓他從小見慣官場和權力，不太“老實”。
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時，他還在軍校讀書，就投身安徽革命派組織的“淮上軍”，算是站在了清末革命一邊。民國建立後，他又進入北京陸軍第一預備學校，隨後考入保定陸軍軍官學校第三期。保定三期在當時很有名，後來桂新模型大將白崇禧就是他的同學，兩人還曾同住一間宿舍，一個睡上鋪，一個睡下鋪。這個細節看着普通，實際上在軍閥混戰年代，老同學、老鄉關係經常能救命、能換前途。
1916年，他從軍校畢業，被分配到長江上游總司令部任上尉參謀。聽上去官不算大，也不算太小，問題在於，他是“革命軍”出身，混進了以北洋嫡係為主的體系，自然不受待見。上級部隊嫌他“來路不正”，於是你一句我一句地往外推，他被輪流調往湖南、四川、福建、安徽等地服役，相當於被踢皮球。
不過，北洋軍內部雖然排斥他，卻不能否認他業務能力還算紮實，升遷一路沒怎麼耽誤。到了1925年，他已經混到中校軍銜，在安徽陸軍第二混成旅當參謀長。從“淮上軍”到北洋系統，從上尉跑到中校參謀長，這十來年裡，他的路子並不算風光，卻打牢了一個基礎——對各地地形、軍隊習氣、官場門道，都摸了個七七八八，這為他後來在閩北紮根，埋下了伏筆。
安徽第二混成旅的命運，在1926年發生了轉折。當時北伐軍聲勢正盛，這個旅的旅長馬祥斌在革命元老柏文蔚撮合之下，決定“改旗易幟”，加入北伐軍，改編為北伐軍獨立第五師。這個決定，讓全旅從北洋系統跳進了國民革命軍的陣營，對劉和鼎來說，則是又一次站隊選擇。
而局勢從來不會讓人安穩太久。北洋奉系軍閥張宗昌為了支援孫傳芳，率兵南下，聽說合肥城有部隊起義後，迅速包圍。獨立第五師被困城中四十多天，局勢非常緊張。劉和鼎作為參謀長，跟馬祥斌一起死撐到底，直到友軍趕來解圍。守城是硬仗，命保住了，還算立了功。這一仗過後，獨立第五師被擴編為暫編第十一軍，下轄三師六團，劉和鼎順勢升任軍參謀長，軍銜、資歷又往上挪了一格。
暫編第十一軍擴編後，收編了不少投降部隊，包括張宗昌部將張敬堯、袁家驥的部隊，改稱教導第一、第二師。紙面上聲勢浩大，內部卻埋下禍根。1927年夏，部隊奉命北上，打到山東濟寧時，突然遭遇北洋軍反撲，被迫退守毫縣。就在這個節骨眼上，張敬堯、袁家驥曝出“詐降”真面目，先綁走馬祥斌，再倒向張宗昌。
軍心一時大亂，剩下的張敬芝、閻統貫商量後，只能推舉熟悉情況的參謀長劉和鼎接任軍長。這次“被架上去”，看似是無奈之舉，但對他來說，是第一次真正握緊軍權的機會。接手一看，麾下只剩四個團，紙面上的第三師乾脆跑沒影了。他立刻做了一個非常實際的決定——縮編，把番號改回獨立第五師，放棄虛胖的“軍”架子，保住還能掌握的實在兵力。
為了防止“被吃掉”，他選擇找靠山。當時新桂系第七軍駐紮安徽，他想起了在第七軍擔任作戰科長的同學兼老鄉劉尚志，通過他向新桂系主將李宗仁發電報告急，希望投靠。很快，劉尚志被調來第五師當參謀長，獨立第五師也順勢掛上了新桂系的招牌。說白了，這一步，是從北伐體系里的“雜牌”，又掛靠到了李宗仁、白崇禧這一派。
1927年冬，新桂系與湘軍第二、六軍一道西征，打垮了唐生智控制的武漢政權。獨立第五師跟隨作戰，先入宜昌，又轉戰湘北。表現尚可，新桂系第十九軍軍長鬍宗鐸就讓這支部隊留守宜昌，掌握鄂西十八縣軍政大權。劉和鼎等於是第一次嘗到了“半個土皇帝”的滋味，權力、地盤都握在手裡。
不過，新桂系集團對這支“外來投靠”的安徽部隊始終不放心，為了控制它，以擴編為名，將原北洋軍第七師吳新田殘部、第十九路軍部分部隊等塞進來，把獨立第五師改稱第五十六師，又派出新桂系悍將、號稱“小張飛”的張義純出任師長，劉和鼎只能當副師長。更微妙的是，張義純還是他的表親。桂系算盤打得很清楚：有親戚關係，表面上不會鬧大事，實權卻轉到了桂系人手中。
從這一步看得出，劉和鼎雖然將部隊拉進了新桂系“體系”，但根子始終不在桂系那邊，他和手下的安徽骨幹，都清楚自己的位置——外來戶，隨時可能被削權。
二、從“表親師長”到閩北“土皇帝”，第五十六師的勢力擴張
1929年春，蔣桂戰爭爆發，蔣介石和桂系撕破臉，新桂系敗勢明顯。劉和鼎看得很明白：靠在桂系這棵樹上，風向一變就可能被連根拔起，是個危險位置。他悄悄醞釀動手，借團長蔣炎帶頭，串聯全師官兵，在駐地貼出“打倒張義純”的標語。張義純從武漢開會回來，一看局勢不對，立刻跑路。這一招可以說是“倒戈不流血”，既趕走了桂系空降的師長，又避免內部大打出手。
消息傳到南京，蔣介石對這齣戲很感興趣。一個桂系系統的師，居然主動把桂系師長趕跑，這對他削弱新桂系實力是再好不過的事。他順水推舟，承認劉和鼎“官復原職”當第五十六師師長，還下命令調這支部隊去閩西對付朱毛紅軍。
1929年8月，第五十六師的師部和一部分旅乘輪船到廈門，再轉汽車進閩西永定、龍岩一帶，和紅軍打了幾次遭遇戰，互有損失，但總體上沒佔到什麼便宜，倒是因為水土不服，損失了上千名士兵。更糟糕的是，此前留在安徽的第168旅，在石友三叛變時被繳械帶走，只剩一個空番號。為了保住這塊牌子，劉和鼎、劉尚志在南京費了不少口舌，才讓蔣介石答應保留。隨後，劉和鼎又跑回安徽老家，靠着個人關係和鄉黨網絡，重新招募大批安徽青年填補缺額，這也使得第五十六師很長一段時間內，都保持着“安徽班底”的特點。
1930年年初，福建省局勢突然失控。閩北地方武裝頭目盧興邦、盧興榮兄弟綁架省政府六名高官，還派兵攻打福州，想趁亂奪取福建軍政大權。福建省主席楊樹庄在無奈之下，只能向第五十六師求援。
第五十六師畢竟經歷過軍閥混戰，是正兒八經打過大仗的部隊，裝備和訓練水平都不是地方團練能比的。進駐福州後，在幾次交鋒中就把盧興邦部打回閩北老巢。楊樹庄以為解決了眼前麻煩，卻沒想到，來的是更難應付的角色。部隊逼近盧興邦根據地外圍後，劉和鼎突然“按兵不動”，一邊拖延，一邊通過中間人向省政府開價。直到省里同意撥付五萬元，他才繼續推進。
這五萬不是小數，在當時已經是一筆“天價”。靠着這場“討伐”，第五十六師藉機插手閩北各縣軍政事務。除盧興邦老巢尤溪、沙縣、永安一帶外，閩北二十多個縣大多落入他的勢力範圍。他也就順理成章取代盧興邦，成為新的“閩北王”。
地盤有了，錢也開始源源不斷流入。蔣介石此時對江西蘇區發動第二次“圍剿”，第五十六師奉命參加，以五個團兵力駐守將樂、建寧、泰寧等地，號稱是“圍剿主力”之一。表面上看，這似乎是蔣介石對他有所倚重，實際上，既是使其牽制紅軍，也是防止他在福建獨大，一舉兩得。
1931年5月，紅軍由防守轉入反攻。第五十六師還沒完全弄清變化，就得知紅軍先頭部隊突然出現在建寧城外。第二天一早，紅軍自北門發起攻擊。建寧守軍本就兵力分散，加上戰鬥素質遠不如紅軍，打到下午兩點左右，城防已經崩潰。
劉和鼎在混亂中與第167旅旅長劉尚志失去聯絡，被迫帶着警衛營從東門突圍。負責掩護的第336團團長湯霖和警衛營營長朱瑜在激戰中陣亡，他只帶着參謀處長甘復、建寧縣長馬鳴鸞和十幾名親兵逃出重圍。等回到安全地帶，統計戰損才發現，原本五個團的兵力，只收攏到五百多人。
這一仗，對第五十六師來說是沉重打擊，對劉和鼎本人更是心理上的重創。據記載，他在得知損失情況後情緒失控，當場痛哭，拔出手槍準備自盡。隨從副官尚永春眼疾手快，抱住他搶下手槍，再加上部下苦勸，他才熄了輕生念頭。這一場建寧潰敗，讓他看到，這支靠安徽兵撐起來的部隊，在真正高強度的遭遇戰中，面對經驗豐富、組織嚴密的紅軍，差距大得驚人。
戰後，他只得再次回安徽老家招兵，把老鄉、親戚關係幾乎用到極限，才把部隊補到一個像樣的規模。就是在這個當口，1931年9月“九一八事變”爆發，東北淪陷，局勢驟然緊張。蔣介石以“共赴國難”為名削減雜牌軍軍費，第五十六師每月經費從二十八萬元銳減到七萬元。這種幅度的壓縮，幾乎等於“自謀生路”。
沒錢就得自己想辦法。劉和鼎在閩北各條河道中開徵“護航捐”、“木排捐”，對來往商船、木排收取費用，並默許當地土豪劣紳發展黃、毒、賭，作為黑白兩道的“保護傘”。這當然讓百姓叫苦不迭，卻迅速積累了可觀的資金。兩年多時間，第五十六師就攢下百萬元以上的結餘，在那個年代，這相當於一支中等規模軍隊幾年的軍費。
這種盤剝式經營，也讓這支“安徽師”在閩北越來越被視為外來壓榨者，地方民怨很重，埋下不少隱患。
三、閩北“土皇帝”的抗戰角色與黃河決堤，建制一路改頭換面
1933年8月，中央蘇區紅軍東路軍入閩作戰，第五十六師防守的將樂、順昌、延平三城被紅軍包圍。三處中，以順昌的戰鬥最為激烈。紅軍圍困順昌達三十九天，城內糧食見底，士兵、百姓皆處困境。
劉和鼎早有防備，在建甌縣城郊修了一個小機場，又向南京借來四架小運輸機，每日向順昌城內空投大米、麥片、餅乾等物資，勉強維持守軍士氣。這種辦法在當時並不多見，屬於較早利用空運補給前線的例子。順昌最終沒有失守，負責守城的第三三一團團長馮邦幀立下功勞，後來升任第166旅旅長，抗戰期間再接任第五十六師師長。
同年11月，駐閩西、閩南的第十九路軍在福州舉起反蔣旗幟，成立所謂“人民革命政府”。第五十六師名義上受第十九路軍節制，福州方面也向劉和鼎發出委任狀，希望他支持“閩變”。但雙方心裡都清楚，那只是一紙形式。他與蔣介石的關係，反而因為此前的“反桂投蔣”而有了基礎。
蔣介石急於平定“閩變”，便提拔劉和鼎為第三十九軍軍長，兼討逆軍第九縱隊總指揮，對於多年謀求“軍長”頭銜的他，這無疑是巨大誘惑。他也毫不猶豫地向南京靠攏，甚至同意讓蔣軍主力偽裝成第五十六師旗號，在閩北山區迅速穿插，便於對“閩變”軍事集團形成包圍。
在平定閩變的戰鬥中，第五十六師確實出了一份力，派部隊協同宋希濂率領的第三十六師攻打延平，俘虜了第十九路軍師長司徒非。隨着紅一方面軍主力長征離開，閩北的紅軍游擊隊力量削弱，第五十六師被留在閩北，配合浙江保安部隊圍剿黃道、黃立貴所領導的游擊隊。
不過，由於第五十六師官兵多為安徽人，與當地百姓語言不通，再加上長期以來在地方橫徵暴斂，既不得人心，又缺乏精確的地方情報。到1936年9月被調離閩北時，這些年“圍剿”的戰果並不顯眼。閩北這塊地盤，是它發跡之所，也是它聲名狼藉之地。
1936年秋，第三十九軍（實際僅轄第五十六師）被調往長三角地區，承擔修築防禦工事的任務。轉眼到了1937年7月，全面抗戰爆發，淞滬會戰成為全國關注焦點。第三十九軍奉命開赴淞滬戰場，負責瀏河口、羅店一線防務。
從戰況來看，日軍攻擊火力集中在部分要點，並未把第五十六師作為最主要打擊目標，因此該師損失相對較小。但也因為前線傷亡慘重，上級不得不從各部抽調兵力支援。第五十二師幾乎打殘，左翼軍司令張發奎從第五十六師抽走兩個團補充前線，使劉和鼎手下只剩四個團。此後補入的士兵，多為襄棗地區的湖北新兵，安徽老兵比例逐漸下降，部隊內部成分開始多元化，原先“安徽幫”特色被沖淡。
1938年夏，為阻止日軍繼續沿平漢線和隴海線深入，中國軍隊最高統帥部做出了一個極具爭議的決定：在河南中牟附近的黃河花園口炸開堤壩，以洪水阻擋日軍南下。這一行動直接改變了豫東、皖北等等大片區域的地理和民生，歷史影響極大。
執行這一任務的，正是第五十六師和新第八師蔣在珍部。第五十六師負責部分警戒協調，新八師則以平射炮直接轟擊堤壩。最終炸口成功，黃河改道，大片中原土地成了澤國，新八師被歷史記為“黃河決堤事件”的直接執行者。第五十六師雖然未扣上“頭號罪人”的名頭，卻因參與行動，事後得到三千元秘密獎勵。這筆錢，在賬目上自然不會明寫緣由，卻足以說明當局對他們“配合”的態度。
抗戰中後期，第五十六師的情況越來越尷尬。安徽大部分成為敵占區，原先賴以為本的錢糧、兵源都被切斷，戰鬥力明顯下滑。為了維持第三十九軍的架子，1940年，蔣軍將第一補訓處改編為暫編第五十一師，師長是黃埔一期的賀光謙，然後交給劉和鼎統一指揮。名義上力量增加，實際上，各師兵員質量參差不齊，補充又時斷時續，戰鬥力已不復閩北時期的那種“地方強悍”。
在河南、湖北戰場上又輾轉了三年後，1943年，新桂系勢力捲土重來，對雜牌部隊整編吞併。第三十九軍歸入新桂系系統，劉和鼎表面上升任第二十一集團軍副總司令，實則被架空。他不甘心成為“掛名長官”，乾脆以進陸軍大學進修為由，離開部隊把軍長位置交給老搭檔、親戚劉尚志。
抗戰勝利後，劉和鼎正式退出現役，帶着多年在閩北累積的財富，在蘇州經商。軍事上的起起落落告一段落，他再也沒有回到軍界。全國解放前夕，他攜家眷前往台灣，在臺中定居。1969年病逝，享年七十五歲。至於劉尚志，則留在大陸，退役後以製作火柴盒謀生，1971年在安徽故鄉去世，終年七十九歲。兩人的結局，一人在島內終老，一人在家鄉謝世，算是這一支安徽軍人集團“文書翻完”的最後一頁。
四、改編、北平起義與解放軍序列里的“第五十六師舊部”
說完人，再看這支部隊的“番號命運”。
抗戰勝利前夕，第三十九軍軍部和暫編第五十一師相繼被裁撤，大量官兵被編入第五十六師，使其在人數上又膨脹了一陣子。此後，第五十六師的番號歸入國民黨嫡系第九十二軍序列。紙面上，它從安徽出身的“雜牌”，變成了編製上的“正規嫡系”，但資歷問題、兵員來源問題一直沒完全解決，在國民黨軍隊內部，仍屬戰鬥力偏弱的一類。
解放戰爭爆發後，第九十二軍被調往華北戰場。由於第五十六師多年來戰力不強，更適合扼守交通線、扮演後方守備角色，上級一般不會把最激烈的正面會戰任務交給它。這既是對其能力的判斷，也反映出國民黨在華北兵力調配時的現實考慮。
1949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第九十二軍及其第五十六師在傅作義部隊的總體安排下宣布起義，整建制接受人民解放軍改編。這支在軍閥時代起家、轉戰安徽、福建、河南、湖北等地，幾度改換門庭的安徽小軍閥武裝，終於以一種相對完整的姿態，結束了國民黨序列中的歷史。
北平起義後，第五十六師被改編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獨立第五十五師。這個新番號雖然只存在了不長時間，卻完成了一個關鍵任務：將這批原國民黨舊部在紀律、組織、政治教育等方面，逐步納入解放軍體系。
1949年5月，獨立第五十五師再次被拆分編入解放軍第六十六軍各師之中。士兵與軍官根據需要被分別分配，這支舊日“第五十六師”的人馬，就這樣分散在新的建制當中。到了1950年，第六十六軍的部分部隊參加了抗美援朝作戰，許多出身於安徽、又在閩北混跡多年的老兵，已經穿上了志願軍軍服，在朝鮮戰場上以全新的身份出現。
從時間線上看，這支部隊從1910年代劉和鼎踏入軍界，到1949年改編為解放軍，再到1950年前後部分舊部參加抗美援朝，整整跨越了三十多年。期間經歷北洋、北伐、蔣桂戰爭、圍剿紅軍、“閩變”、全面抗戰與解放戰爭，幾乎每一次大的歷史拐點，都能看到它模糊的身影。
如果把目光收窄，只看第五十六師在福建北部的那段歲月，會發現幾個頗耐人尋味的特點。
一是這支部隊的“異鄉性”。骨幹大多是安徽人，卻在福建北部長期駐紮、抽稅、徵兵，與當地民眾保持着一種既壓迫又疏離的關係，語言不通、風俗不同，使得它很難真正融入地方社會，只能依靠強制手段維持統治。
二是典型的民國軍閥式生存方式。中央給的錢不夠，就在地盤上開捐、縱容黃賭毒，表面上響應“圍剿”“抗戰”等中央號召，實際上兼顧自身利益，能躲則躲，能賺則賺。比如五萬元“討伐費”、百萬元“積儲”，就是活生生的例子。
三是其建制之“頑強”。許多地方軍閥武裝，在軍閥混戰中被消滅、吞併，番號早早消失。而第五十六師卻先後被納入桂系、中央軍、再併入桂系、最終改編為解放軍單位，建制始終沒有在戰場上被一筆勾銷，這在同類部隊中確實不多見。
如果說劉和鼎有什麼過人之處，那便是不管站在哪一邊，都能找到一個“活下去”的縫隙。他既不是那種叱吒風雲的一線名將，也談不上有什麼宏大抱負，卻能在大動蕩的時代里，把一支從北洋體系里流出來的部隊，帶到了1949年的北平城下。這種“順勢、趨利、保身”的風格，在軍閥群像中並不少見，但經過多次改編仍保持相對完整的部隊，畢竟只是少數。
至於第五十六師的官兵，當初從安徽鄉間被拉出來時，很難想到，自己會在福建山地、上海前線、河南黃河邊、華北平原乃至朝鮮戰場上輾轉一生。對他們而言，番號換了幾次，旗幟換了幾面，真正貫穿三十多年的，是軍旅生活本身，以及在一次又一次被動選擇中的隨波逐流。這種命運，既是那一代人的縮影，也是民國軍閥部隊從興起到消散的一個註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