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3月11日深夜，北京協和醫院的燈一直亮著。走廊上腳步聲匆匆，門內，孫中山已出氣多、入氣少。守在床畔的宋慶齡俯身貼近，才聽見他反覆低語：「和平……奮鬥……救中國……」凌晨的鐘聲敲過，病榻旁的醫師搖頭嘆息。翌日九時三十分，中國民主革命的領航者停止了心跳，噩耗瞬間傳遍四方。
訃聞尚未貼出，東交民巷外已擠滿淚眼的市民。各國使節遞來吊電，國際媒體連夜出稿，「亞洲的華盛頓」隕落的標題登上頭版。熱衷煽動情緒的報販嘶吼著，舊式報紙一疊疊空。街頭巷尾，無人不談「先生走了」。然而最悲愴者，仍是那位向來沉靜的夫人。宋慶齡伏在棉被邊緣，臉龐緊貼尚有餘溫的手背，哽咽一句：“我只愛你。”此情此景，在場的黃興之子黃大偉後來回憶：“那一刻，連最硬朗的軍人都紅了眼眶。”
防腐手術三日後，靈櫬移抵中央公園。全國各界弔唁，人流如織，據統計，短短七日內致祭者逾五十萬。靈堂四面牆掛滿挽聯，其中一幅出自北京共產主義青年團：「革命不死，精神長生。」字未必工整，卻句句透出時代的脈搏。守靈夜裡，宋慶齡強撐精神，手持香燭，幾次站立不穩。汪精衛扶她，說了句：「節哀。」她木然點頭，沒有言語。
4月2日清晨，護靈隊出發。馬隊開道，馮玉祥親自號令，長安街一片肅穆。靈車駛近西單，忽有孩童稚聲高喊：「孫先生萬歲！」護送的士兵下意識立正敬禮，那聲浪沖破寒風，傳到隊尾。歷經二十餘公里，靈櫬安置香山碧雲寺金剛寶塔石龕。儀式落幕，人散聲息寂，宋慶齡卻未離去，直到夜色落滿山野，她仍在墓前低語。
先生的遺願卻並非如此。十三年前，1912年冬，他在南京紫金山打獵，抬眼見山形蜿蜒如龍，隨口一句：「若能葬此，足慰平生。」耳邊的胡漢民連連稱是，從此這座山成了他心中的「歸處」。宋慶齡銘記在心。 1929年春，經過漫長的軍閥戰火與北伐徵塵，中山陵終於完工。 5月，碧雲寺再啟石門，移靈隊伍晝夜兼程南下。車輪滾過津浦線，宋慶齡輕聲對靈柩說：「我們到家了。」六月初一，靈柩抵陵頂，石階392級，槓夫抬一步，號角鳴一次。她默數台階，淚珠撲簌。待棺槨降入墓室，星空剛亮，她便悄然乘車離去，不留片刻。
此後二十年風雷激盪。宋慶齡遠赴蘇聯、德國，回國後投身抗日救亡，後又反對內戰。 1949年9月，她受邀北上參政，抵達北京時，毛澤東在月台迎接，握手良久。開國大典當天，她著素灰長裙佇立天安門城樓，仰望前方巨幅的孫中山畫像，眼含熱意，卻只是輕輕點頭。有人聽見她低聲說：“你看到了嗎？”
新中國成立後，國家以元首級禮遇聘請宋慶齡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又在1954年為她安排後海一處宅院。屋內客廳最顯眼處，永遠掛著孫中山遺像；餐桌旁，紅底金字「孫」字印章長年不撤；廚房裡舊式鋁鍋和鐵鏟，是她「跟先生學做飯」的見證。有人誇她廚藝了得，她總笑道：「孫先生當年在日本漂泊，常親自煮麵，我站在邊上學到手。」話音落下，目光卻飄向窗外梧桐，似在追憶往昔。
轉入七十年代，世事起伏依舊。 1975年3月12日，孫中山逝世半世紀。社會各界擬大辦紀念活動，宋慶齡謝絕參加，只寄出幾封手寫信。 “相愛越深，空缺越深”，她這樣告訴老友廖夢醒。即便在公眾視線外，她仍堅持每年給中山陵寄去白菊和素帛，花籃落地即刻撤去落款，唯恐旁人多言。
1981年5月，79歲的宋慶齡臥病北京醫院。病榻前，她對秘書緩緩交代後事：「骨灰送回上海，與父母作伴，不驚動南京。」一句話，道出最後的堅持－－拒與孫中山合葬。護士輕聲問緣由，她搖頭，聲音低到幾乎聽不見：“紫金山是先生的地方，他那裡是國家聖地，我去，會佔他的地盤。”
同年6月，她的骨灰盒安置於上海萬國公墓，緊鄰宋氏父母墓側。沒有鼓號長鳴，沒有隆重靈車，不過一束白花、一方青石，一行刻字：「中華人民共和國名譽主席宋慶齡之墓」。南京那邊依舊巍峨，紫金山翠柏常青。兩座墳塚，相距六百餘裡，卻繫著一段無法磨滅的情感。路隔山河，情在心間，歷史給了最恰當的註腳：偉大的革命並不必然要求形體的相依，精神早已並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