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裡是北京中關村學院，院長劉鐵岩早上八點來到學院。今天，他要參加兩場項目討論會，下午還要和產業孵化部的同事開會，而這在北京中關村學院，既是教學內容，又是教學方式。
2024年之前，他的身份是微軟亞洲研究院副院長、被國際開放測評委員會評為全球百位最重要ai學者之一。2024年，他做出決定，離開微軟，創辦北京中關村學院。整個學院從決定建設到第一批學生入學，只用了不到六個月的時間。
記者：為什麼這麼急？
北京中關村學院院長 劉鐵岩：在人工智能這個領域，真正對人才的這種稀缺性，整個國際競爭本身就是非常緊迫的。我想國家看到了這個緊迫感，所以也給了我們這樣子的一個節奏。從2024年的年初有這個想法，我們的籌備組是6月7日成立的，到了9月13日第一批學生入學。這個確實有一點咱們的中國速度。
促使劉鐵岩做出這個決定的，是一份讓他深陷焦慮的報告。
劉鐵岩：有一個國際組織，國際評測委員會，他們做了一個對人工智能，從1943年到2023年80年間，最重要的、有劃時代影響的研究成果的梳理，總結出來了最重要的一百項人工智能領域的科研成果。這一百項成果裡面，從我們中國本土的研究人員，獨立創造的只有四項。我焦慮的是，中國有那麼多優秀的學生，那麼多科研院所和高校，人工智能的百年歷史，竟然跟這些人才沒有那麼強的關聯關係。我們有很多工程師，有很多應用人才。其實在美國很多先進的ai科技公司，真正改變方向的、原創性的、帶着前瞻性的企業，大部分還不是我們中國人創立的。我們中國的人工智能未來，需要有本土成長起來的，真正能夠定方向，能夠選擇到底做什麼的這樣一批人。
記者：就是帥才。
劉鐵岩：對，帥才。這是我們想培養的對象。
劉鐵岩想要找到並加以培養的，是那種能提出問題、定義問題的年輕人。在天津，有一個醫學生，恰好就是這樣的人。
北京中關村學院學生 張博雅：在301醫院的時候，有一個我們科的女孩，她跟我其實歲數一樣大，也是研究生，當時她來的時候已經是晚期乳癌，所以她就要做那種全切手術。可能因為我們年齡更相仿，能感覺到她的痛苦。我當時就想我們作為醫生，可能不僅僅要做到去治癒患者，也應該考慮患者心理的健康，和她的整體幸福。
張博雅，南開大學醫學院博士生，做過規培，上過手術台。同齡女孩的創痛讓她產生一個強烈的念頭，做一套全自動的乳腺微創手術機器人——既能切除病灶，又能保留乳腺外觀，讓患者擁有更高質量的生活。但她是一個醫學生，不懂ai，不懂機械，不懂怎麼把圖紙變成原型機。就在這個時候，她遇到了剛剛成立的北京中關村學院。
北京中關村學院的學生，不是通過全國統考招進來的。他們全部來自31所共建高校的在讀博士生，要經過一場特殊的二次遴選。
記者：比如說我是北大的博士，我在北大讀博士同時，我也在中關村學院讀書，是一個什麼樣的設置？
劉鐵岩：他的原學校還有一個學業導師，兩個導師共同去指導他的科研。但是在科研的選題和整個培養的鏈路，我們做了一定的切割，其實目的就是希望創造一個嶄新的環境，讓這些同學可以去發揮自己的特長。
記者：那你的標準是什麼，為什麼要他而不是要他呢？
劉鐵岩：其實我們想回答這個問題，就首先要回答另外一個問題，就是人工智能時代，我們想要的領軍人才，到底有什麼特質。所以我們一個很簡單的標準，就是要尋找那些在不確定的環境下，發現新問題，並且提供解決方案的人。
記者：你說的如果用語言去描述相對清晰，但是如果在實操中，去準確地找到這樣一種可能性，它是藏得很深的。
劉鐵岩：我們跟一般學校去招生有一個不同，我們不僅是去考察他的那些基本能力，我們還有兩天特別的活動。第一天叫作ai實戰賽，同學們早上8點開始進入考場，到晚上8點，12小時的考試。他們除了去洗手間，不能離開這個考場，我們為他們提供了所有的吃的和喝的，並且還有一台電腦，這些電腦是連着網的，他可以用各種網上琳琅滿目的工具，然後我們會出四道非常難的題目。這四道題目不是一個像競賽的、挖腦洞的難度，而是來自產業界真實的問題，沒有答案。
記者：假如我不是這個專業的學生。
劉鐵岩：那也需要去學習，因為有了人工智能的加持，學習一門新知識的周期在縮短。如果你有這個能力利用工具，就可以在短時間內有突破。設置這種開卷考試是因為，將來我們的學生走到社會上，真正扮演一個科研工作者或是技術人才的時候，沒有人要求他們閉卷考試，他們面對的世界就是可以用所有的工具。但他面對的問題，是一個沒有人解過的難的問題。我們不要求他得滿分，四道題不要求做出來，我們觀察的是，他怎麼從零開始面對這個困難的問題，他們的每一個進步都會被我們記錄下來，成為考核的依據。
如果說第一天的考試是“解題”，那第二天的考試則是“創業”。考試的時長同樣是12小時。
劉鐵岩：第二天更有意思，叫作ai黑客松。這些孩子們以前從來沒創過業，甚至不知道創業是什麼。前一天晚上，我們的老師會給他們上兩個小時博士生的第一堂創業課，教他們什麼是創業，要解決什麼問題。第二天早上8點開始自由組隊，一般一次營有三四百個孩子，我們要求八到十個孩子組成一個團隊，他們自由地互相認識找到團隊。當他們選定團隊之後，開始定方向，開始用ai工具設計方案、寫商業計劃書、做宣發、做路演，在這12小時內都要發生。我們請了50名觀察員在現場跟每一個小組，把他們每個人的行為記錄下來。其次我們還請了十幾位來自產業界和創投基金的，非常有經驗的資深從業者，最後變成評委，在路演環節大家去看這些項目，每個評委有一些小的便利貼，一分、兩分、三分、四分，會貼到不同的項目上。
就是在這樣的考試中，張博雅成為北京中關村學院錄取的首批學生之一。
劉鐵岩：她雖然不是人工智能背景的學生，但是她有極強的領導力和解決困難的能力。
記者：你怎麼觀察到她有這些能力？
劉鐵岩：我們會有老師觀察這些實戰環節的表現。
記者：假如沒有經過像你們設置的這種考試程序，她的這種領導力怎麼能夠被大家發現。
劉鐵岩：其實是挺難的，如果我們僅僅是一個卷面的考試，來看看得多少分，怎麼能夠發現一個人這些軟實力。所以軟實力需要用人去觀察，要放在很難的，不確定的環境里去刺激。
選擇學生的標準變了，選擇老師的標準同樣也要改變。
劉鐵岩：想要把這些學生選出來，並且將來把他培養好，老師是決定性的因素。
記者：沒錯。
劉鐵岩：我一直有個理念，我在想我們做一個完全新的實驗，在中關村學院自己聘請教師的時候，我們堅持兩條，就是產業引才和海外引才。我們的老師有50%的人都有海外求學的背景，有30%是純粹來自產業界，不是傳統的教育界。他們沒有那些傳統教育的框框在腦子裡，他們腦子裡想的是，比如從海外引回來的老師，見到的是硅谷非常繁榮的創業景象，是科技和創業深度交融的環境；我們從國內企業界引來的老師，是面對過真實產業挑戰的，解決過卡脖子問題的。他們對同學的期望，以及他們對問題判斷的品位都不一樣。
在北京中關村學院，張博雅快速開啟了把夢想帶入現實的創業之路。
記者：到中關村學院之後，怎麼把你作為一個醫生的想法，變成一個共通的語言，讓別人也聽得懂，否則的話你就沒辦法讓別人幫你。
張博雅：其實一開始的確感覺大家交流有困難，因為都是同學，其實大家每天也一起玩，聊點這，聊點那，慢慢就聊下來，有同學說這個可以做，現在有什麼算法可以做。而且我覺得他們很關注ai，對他們來說找到一個場景很重要。我們這個場景又比較有價值，所以當時也有同學想說一起來做這個事情。
用了幾個月的時間，張博雅搭建了一個七人團隊，來自清華、北航、北理工、北郵的博士生，因為一個醫學生的夢想，聚在了一起。
記者：那您看我理解的對不對。按照原有的博士培養的途徑，往往都是博士生導師提出來一個方向，提出來一個項目，大傢伙跟着干。但是在這以張博雅為例，她可能帶着自己的項目就來了，所有的老師要圍着她的這個想法轉。
劉鐵岩：是的，學生自主立項的指導教師，是一個呵護、觀察者的角色，最終一些決定都是由學生來做，但是中間如果有了重大的問題，老師會提醒。
項目倒逼學習。以前，張博雅的世界是手術台和病歷，而現在，她要管團隊、談合同、砍價格。
張博雅：其實這個過程的確很困難，這也是我們現在在努力推進的步驟，因為它要變成一個實在的產品，這個過程里要涉及上下游太多東西了。又要有人設計，又要有人看它符不符合醫療標準，又要考慮它的實際製作……我之前從來沒有跟公司的人打過交道，現在每天都在跟他們打交道，支持一下科研吧，便宜一點吧。
記者：錢誰出？
張博雅：項目經費，學院的確在這方面給了我們非常多額外的支持。
記者：有沒有上限，還是說你們說多少就多少？
張博雅：還是有上限的。
記者：所以有上限會倒逼你們怎麼做？
張博雅：就是盡量壓低成本吧。
在北京中關村學院，每個自主立項的項目都可以獲得專門的經費支持。學院還有科研管理部門，在張博雅遇到合同、財務等困難時，為她提供支持和協助。
記者：到現在為止你覺得你最大的變化是什麼？
張博雅：首先在心態上，我覺得好像更勇敢了一點。其次就是在能力上，我能在醫學和人工智能結合的地方，找到更多的可以做得有用的交叉點、創新點，它的確能夠改變臨床的一些東西。
在北京中關村學院，像張博雅這樣的自主立項項目，已經有將近十個。學生們自己寫項目書，自己申請經費，自己管理進度。
劉鐵岩：我們的科研部每三個月會有一次項目推進會，考察這些項目的進展過程，很誠實地講，大部分學生自主立項做得比導師帶的項目要好。
以項目為中心，課程也隨之改變。在北京中關村學院，很少有傳統的長學期課程，取而代之的是前沿短課。
劉鐵岩：前沿短課，短是指很短周期就可以把知識傳授給同學，前沿指的是過去三到六個月最新的知識。所以同學們掌握的東西是拿來就能用的最新的知識，四周就可以講完一門課。
在北京中關村學院，張博雅的故事不是孤例。王楚和樓韻弘，分別是華中科技大學和浙江大學的博士生，他們選擇了一個硬核的方向：用ai加速藥物研發。
王楚：我們現在很流行講的一個概念叫“雙十效應”，就是現代的藥物研發，要十億美金，研發十年，這個開銷是非常大的。我們其實想能否設計一項工具去幫助、去加速這件事，這是我們最開始的一個動機。
記者：你們現在處在什麼位置？
王楚：我們現在就是領域最領先的位置。您暫時找不到第二個與我們齊頭並進的。
記者：你們的目標是什麼？是“雙一”嗎？
王楚：我們的目標應該會比“雙一”壓縮得更狠一點。我們當然希望我們研發的工具能真正幫助到藥物研發設計加速。
記者：中關村學院和以往傳統的博士培養，或者更廣泛意義上人才的培養的方式可能發生挺大的變化。
劉鐵岩：我覺得是很不同的。以前，即便一個同學做的博士論文也是產業需求或者國家需求，但題目可能是他的導師定下來的，他的導師看到了這個世界很多問題，選了一個正確的題目，交到同學手中，同學是解決問題的人。但是當我們用一個新的形態跟同學互動的時候，他們是定義問題的那個人，不僅僅是解決問題的人。
記者：我們有多需要問題的定義者，而不是具體問題的解決者。
劉鐵岩：太重要了。中國培養了大量的問題解決者，但是定義問題的人是指方向的、開拓性的，是告訴中國該怎麼以原創形式換道超車的那批人，是所謂領軍型人才。
劉鐵岩說，北京中關村學院要做的，就是讓學生在職業生涯的早期，就看到真實世界的需求。
劉鐵岩：其實中關村學院跟傳統的高校相比，並不是划了更多的規矩出來，而是把那些規矩破除掉了。並不需要沿着導師指的路走，但我們給他提供了對這個世界的一個縮影。比如，去年下半年，我們跟北京市政府一起調研了北京市的三十多家的材料相關的國企，他們遇到哪些卡脖子問題，最後同學和老師們總結出來一百項卡脖子問題。這些東西真實擺在同學面前時，對他們刺激是非常強的。他們以前不知道解決什麼，但現在發現真實的問題都在等待他們去解決。
2023年，那份八十年百項研究成果榜單，在劉鐵岩心裡種下了一顆種子，為了這顆種子，他選擇離開微軟。2024年秋天，這顆種子——北京中關村學院破土而出，它不是一所傳統意義上的大學，而是一塊土壤，一個答案，一次關於“中國能否培養出定義問題的人”的實驗。這場實驗，才剛剛開始。
記者：你放棄的是什麼？得到的是什麼？
劉鐵岩：放棄了很多既有路徑上能看得到的成功，放棄了一些物質上豐沛的支持。但我也得到了很多，我得到的是看到了這些同學的成長，我得到的是可能對中國人工智能未來的影響。
記者：中關村學院的這種思路和做法能複製嗎？
北京中關村學院院長 劉鐵岩：我期待是能複製的。最好的情況是，中關村學院是一顆種子，是一個示範，而不是一個特區。將來有一天，更多的無論是高校還是科研機構，開始像我們一樣做大膽嘗試了，開始用以終為始的方式牽引他們的科研了。我覺得到那時，中國人工智能的研究或產業才有真正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