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子智庫|有了財產性收入之後:人們是會“優遊卒歲”還是“勤耕不綴”?



文|魏翔 胡典成

編輯|楊溪

長期以來,財產性收入對勞動供給到底會產生什麼影響,從理論到實證都存在爭議,缺乏一個統一的解釋框架。儘管傳統理論早已指出——財產性收入增加,必然減少勞動時間,然而,經驗證據對此卻眾說紛紜。

在世界和中國都面臨收入波動和消費不確定性的今天,人們更迫切地想知道:財產性收入對勞動供給,到底有什麼作用?

中國社科院財經戰略研究院魏翔、胡典成,在給“原子智庫”的撰文中指出,他們的研究顯示,答案並不簡單——這取決於“工資率是否可變”,財產性收入對勞動供給不存在單方向影響,而是存在正反雙方向影響;在條件合適時,不斷增加的居民財產性收入,有利於增加勞動供給、有利於提高人們的總收入。

因此,創造條件,鼓勵和提高人們的財產性收入對經濟發展依然有利,對個體福利也依然有好處!


以下為正文:

財產性收入使人“優遊卒歲”?

中國改革開放的最大成就,當屬實質性提高了國民收入和生活水平。在這一過程中,財產性收入伴隨人們的收入增長不斷提升,逐漸成為中國居民收入的重要組成部分。與此同時,中國開始面臨有效勞動供給不足的困境。而勞動數量在短期內難以改觀,勞動時間的增減卻具有相對彈性。因此,在財產性收入佔比不斷提高和勞動時間變數具備調整空間的機遇下,探討財產性收入對勞動時間供給的作用,便具備了很強的現實意義。

然而,財產性收入對勞動時間到底會產生什麼影響,從理論到實證都存在爭議。本研究的主旨正是從理論與實證上回應這些爭議,並提供政策抓手。

實際上,有關財產性收入對勞動力供給影響的研究,早在20世紀80年代就被廣泛關注。其中,最為突出的是標準“工作-閒暇選擇”勞動供給模型。該模型證明,在工資率不變的條件下,財產性收入的增加推高了個體的效用水平和預算約束線水平,這勢必會減少個體的勞動時間。也即財產性收入會使人“優遊卒歲”。

遺憾的是,即使該理論在國內外獲得了一些文獻證據的支援,但更多的實證研究,卻並不支援理論模型的預測。典型之一是,基於家庭內勞動時間配置情景的研究分析——伴隨著家庭財產性收入的增加,妻子的勞動時間無顯著變化,丈夫的勞動時間反而增加了。

此外,一項中國權威調查資料庫的實證分析也指出,中國家庭財產性收入的增加,引起了包含有償勞動和無償勞動在內的個人總勞動時間的上升。更深入的研究也揭示,財產性收入的提高,將增加市場工作剛性家庭的閒暇時間,但對市場工作非剛性家庭閒暇時間配置的影響,則是不確定的。

面對財產性收入違背理論預測的這一非常態,學術界也出現了三種解釋爭論。

第一種解釋從“閒暇”的屬性確認出發,認為標準理論成立的前提條件是“閒暇是正常品”。而如果閒暇成為低檔品,那麼財產性收入對勞動時間的作用就會被逆轉,這在極低收入群體當中可能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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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種解釋認為,財產性收入之所以會導致勞動時間的增加,有可能是因為財產性收入體現為對過去儲蓄行為和投資行為的回報。也就是說,工作時間更長的人,擁有更高的儲蓄能力和投資能力,這會給他們帶來更多的財產性收入。

第三種解釋則認為,財產性收入對勞動時間的不同作用,有可能源於包括但不限於性別、城鄉及財產性收入性質等多因素差異。但也或多或少缺乏說服力,難以從理論與實證兩個方面進行統一驗證。

以上研究代表了學術界對於財產性收入勞動供給效應的主流觀點,但標準理論與實證研究的不一致提醒我們,財產性收入是否還同時存在正向影響勞動供給的理論路徑?該理論路徑是否可得到某種程度的實證支援,並提供與以往不同的政策啟示?

財產性收入也可使人“勤耕不綴”

不難發現,標準理論之所以能夠成立,重要原因在於其前提條件——保持工資率不變。但假如我們放寬這一假設,即假定工資率可變,那麼標準理論的結果,是否會有所不同嗎?財產性收入增加,必然會使得勞動時間減少嗎?人們還會一直“優然卒歲”下去嗎?

恰恰相反,如果使工資率和勞動時間同時變化,則牽一髮而動全身。原因在於,工資率與勞動時間之間,並非僅僅是簡單的線性關係,兩者間其實是一種非單調、非線性的關係,此時工資率對勞動時間的淨作用,取決於替代效應和收入效應的差值。

具體地,在不考慮其他因素的前提下,倘若工資率上漲,那麼勞動者在同等時間內所獲得的收入將會增加,閒暇的機會成本由此提高,此時人們的選擇是增加勞動時間——這稱為工資率的“替代效應”;當然,人們的選擇也可能是轉而享受更多閒暇,此時勞動時間將會減少,稱為工資率的“收入效應”。

在此基礎上,我們不但關注財產性收入對勞動收入的影響,還考察了財產性收入對邊際勞動時間的作用。也就是說,當閒暇是正常品時,財產性收入可能會通過直接作用和間接作用兩種方式,來影響勞動時間供給。一是財產性收入的增加,會直接引起勞動時間的減少(抑制作用);二是財產性收入的增加,會強化工資率的替代效應,間接引起勞動時間的增加(積極作用)。

由此,本研究從理論上揭示了,財產性收入對勞動時間有間接促進作用、財產性收入亦可使人“勤耕不綴”,進而將先行研究中對財產性收入的爭議,納入統一框架下進行解決:財產性收入是引起勞動時間的增加還是減少,最終取決於以上兩種作用的雙向淨效應。這一發現有別於現有研究,他們認為財產性收入對勞動時間的影響是單方向的,要麼是抑制要麼是促進,各自排斥。

當然,從理論上來說,財產性收入只對替代效應起到強化作用,而對收入效應沒有影響。主要的原因在於:

一方面,雖然財產性收入的獲取不佔用工作時間,但是獲取財產性收入的大部分活動(如炒股、收藏、打理出租房、投資房產、理財等)類似於一種非正式勞動,會擠佔很多娛樂性、享受性的閒暇時間,提高閒暇的價格(即享受性閒暇時間的機會成本)。正如工資率上漲帶來閒暇價格提高一樣,這會產生對閒暇的替代效應。因此,財產性收入的增加,會強化工資率上漲引起的替代效應。

另一方面,對勞動者而言,財產性收入和工資收入屬於同型別收入,在購買力和消費力方面並無差異。所以,財產性收入並不介入工資的收入效應,而是直接對勞動供給產生自己的“收入效應”——購買更多閒暇,降低勞動時間。

微觀證據:來自中國資料的調查實證

為了驗證財產性收入對勞動時間的雙向影響,對傳統理論加以挖掘與延展。本研究選擇通過對中國國家層面上的跨年度資料——“中國綜合社會調查”(CGSS)進行實證分析。

通過基本回歸,我們在統計容忍區間內首先印證了標準理論模型,發現財產性收入對勞動時間的確存在顯著的負向影響。也就是說,人們的財產性收入越多,那麼他們的勞動時間也就越少。此外,工資率及其平方項的係數分別顯著為一正一負,正說明了本研究放寬前提條件的有效性,為後續分析奠定了穩健的基礎。

進一步地,財產性收入與工資率的互動項係數顯著為正,這就為財產性收入的增加會調節工資率正向影響勞動供給(即強化工資率對勞動供給的替代效應),提供了明確實證。但這種正向作用要小於財產性收入的收入效應(負向作用),因此,財產性收入對勞動時間的淨效應為負。不過,這也同樣證實了財產性收入對勞動供給既有負向的直接作用,又有正向的積極作用。由此,我們的研究就沒有從根本上排斥掉那些財產性收入和勞動供給正相關的實證研究。我們的統一框架分析表明,判定財產性收入對勞動供給只具有單一方向作用的觀點,並不完全準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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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上,不論在理論上還是實證上,財產性收入對勞動供給均存在雙向作用。為什麼財產性收入對勞動供給具有雙向作用?這是因為財產性收入的獲取,會擠佔享受性閒暇、推高閒暇價格,於是變相減少人們的對閒暇時間而增加勞動時間。

除此之外,我們還對樣本施以異質性分析。結果發現,財產性收入對於女性勞動供給的抑制作用明顯高於男性,且對未婚群體勞動供給的負向作用,也大於已婚群體。這離不開中國傳統文化中“女主內男主外”及“未成家立業者”更易得到長輩財務性照顧等觀念的潛移默化。與先行研究基本一致。還發現,城鄉差異擴大,也會抑制勞動供給;而身份資本卻表明,勞動供給具備可增長性。

基於此,本研究證實,財產性收入雖然在淨效應上對勞動供給表現為負作用,但是,在內部結構上,如果考慮到財產性收入也和工資率一樣會改變閒暇的價格,那麼,財產性收入就會通過強化工資率的替代效應,來正向影響勞動供給。然而,財產性收入的這種積極作用,不論在理論上還是在實證上均未得到足夠重視,因此,就很難準確解釋清楚財產性收入在實證上為什麼會與標準理論的預測存在出入。本研究的分析,對這個問題做出了正面迴應。

對政策制定者的啟示

顯而易見,財產性收入對勞動供給的這種雙重作用,為勞動供給的政策工具箱增添了新配件。這是因為,技術進步和勞動生產率的上升,必然導致工資和閒暇的下降剛性,此時藉助政策途徑通過變相推高工資或減少閒暇來提高勞動供給的做法,異常艱難且收效甚微。在這種情況下就可以考慮:一是通過調控財產性收入的不同作用來影響勞動供給;二是通過改進財產性收入的獲取途徑和內容種類,在不涉及工資制度和假日製度的情形下,既有效優化勞動供給,又同時改善收入分配狀況。

具體而言,根據本研究的理論推測和實證結果,我們認為,通過政策性調控勞動者的非勞動所得,可以對勞動供給產生積極影響。為此,本研究提出以下對策建議:

第一,建議對各類非勞動創收活動,採取有壓有促、分類指導的政策舉措。

一方面,可利用自身知識、精力或技能獲取財產性收入,以此抬高閒暇的機會成本,發揮財產性收入對就業的正向帶動作用。因此,人社部門和各級單位可通過助推彈性工作制、靈活就業、零工經濟等政策舉措,鼓勵各類人才利用知識和技術獲取多樣化的財產性收入。

另一方面,通過虛假資訊、違規傳銷、惡意炒作等投機取巧活動,或是通過遺產轉移、社會捐贈、親友資助等不勞而獲方式所獲取的財產性收入,不影響閒暇價格,只會降低有效勞動供給。因此,應通過文化觀念建設和政策調控手段加以適度抑制。同時,加快論證和和推進房產稅和遺產稅,制定明確、透明的稅收標準,建立完備的財產徵信體系。

第二,建議在新的形勢下對財產性收入進行法治化管理,改進收入分配不平等。財產性收入中的一部分屬於“灰色收入”,涉嫌違規或違法(如偷稅漏稅所得)。因此,需要抑制投機取巧之風,防止不合理的財產性收入盲目發展、加劇社會不平等。建議通過逐步深化和細化《公務員法》《反不當競爭法》《反腐敗法》等法律法規,對特殊人群和個別單位的“灰色收入”“兼職收入”“預算外收入”等方面作出明確判別,加強對財產性收入的監測和治理。

第三,建議關注財產性收入的生產作用,將財產性收入納入到新時代按勞分配體系中。財產性收入雖然不在正式的工作時間內獲取,卻依然對勞動有貢獻,應被承認和納入到按勞分配的體系中,有促進勞動時間的一面。為此,建議在新時代下,繼續加強並逐步擴大對財產性收入的保護、保障和激勵。

具體而言,對於新時代、新經濟中湧現出的通過數字平臺、電子商務、人工智慧技術獲取財產性收入的“玩工”(即在自己的休閒消遣中順帶獲取收益的人員,如網遊代玩師、民宿房東、居家早教師、旅遊攻略師、健身達人等),應逐漸將這部分人員納入到正規的社會保障、醫療保險和勞動保護的制度體系中,完善“零工經濟”的勞動市場治理。

(來源:騰訊新聞,省略了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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