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2025年8月1日晚間，主管部門發布公告：
自2025年8月8日起，對在該日期之後（含當日）新發行的國債、地方政府債券、金融債券的利息收入，恢復徵收增值稅。對在該日期之前已發行的國債、地方政府債券、金融債券(包含在2025年8月8日之後續發行的部分）的利息收入，繼續免徵增值稅直至債券到期。
對於這個公告，很多投資者表示不理解，一方面，取消稅收減免會提高政府債的新發行利率，從而增加政府的利息支出；另一方面，取消稅收減免會直接增加政府的增值稅收入。也就是說，這個政策會同時增加政府的收入和支出。於是，他們認爲這個政策的淨影響是零。
但是，如果我們進入到更加生活化的場景，則會有不同的想法：今天我送你家一只雞，明天你送我家一只鴨，但是，它的淨效果並不是零。
也就是說，在經濟活動中，過程更加重要。
顯而易見，如果我們從循環的視角看問題（ps：循環其實是一種過程視角，指針轉幾圈比指針停在哪裏更重要），這個政策能擴大內循環。站在政府部門的角度，稅收收入和利息支出一起增加；站在實體經濟的角度，利息收入和稅收支出也一起增加。
於是，我們就引入了兩個很深刻的命題：
1、改變局部的內循環是否會傳導到其他部分；
2、改變名義量是否會影響到實際量；
貨幣中性和李嘉圖等價
事實上，對這兩個命題的探究還涉及到經濟學中的兩個公案，一個叫貨幣中性，一個叫李嘉圖等價。
1、貨幣中性
貨幣中性告訴我們，在理想情況下，貨幣政策是無效的，這就好比，讓所有商品的價格乘以2，經濟中的實際量不應該有任何變化。
2、李嘉圖等價
李嘉圖等價則告訴我們，在理想情況下，財政政策是無效的，居民應該能意識到，現在的減稅，意味着未來更高的稅收。
但是，在現實生活中，我們既看到了美聯儲的貨幣政策對全球經濟的巨大影響，也看到了“大美麗法案”對美國經濟的重構。因此，在現實世界中，沒有理想情形，無論是貨幣政策，還是財政政策均是有效的。
當我們以“貨幣中性”和“李嘉圖等價”作爲基本參照物，就不會簡單地認爲政府取消政府債利息的稅收減免是中性的了。
事實上，無論是貨幣中性，還是李嘉圖等價，都要求市場參與者足夠理性，看得足夠全面和長遠。然而，在實際情況下，每一個市場參與者都不夠理性，他們的視角既不全面，也不長遠。因此，很多貌似中性的操作，其實一點也不中性。
工資和其他要素的關系
事實上，人類的不理性程度要比我們想象中的要嚴重，即便是在嚴肅的經濟學研究領域，也是如此。
一般來說，我們傾向於認爲提高名義工資和房租對提高通脹有奇效。但是，一旦涉及到其他要素，就採取截然不同的態度，認爲他們對提高名義量沒有意義。
上圖刻畫了提高提高工資水平對內循環的影響，對企業部門來說，它既增加了工資支出，又增加了商品收入；對居民部門來說，它既增加了工資收入，又增加了商品支出。
也就是說，對整個經濟而言，圍繞勞動力要素的名義循環水平提高了。
但是，從內循環的拓撲結構上來看，我們無法區分“取消稅收減免”和“提高工資收入”的差別，二者的效果是一樣的。然而，在現實討論中，我們總是帶着強烈的感情色彩的，我們認爲二者的地位是不平等的，工資收入是例外的，提高工資收入能增加GDP和通脹，提高其他要素的回報只能增加滯脹。
什么是內卷和反內卷
然而，事實的真相是各類要素的地位是平等的，這些要素包括但不限於：土地、勞動力、技術、流量、資金、礦產資源、稅收補貼等等。
因此，導致國內cpi長期低迷的原因並不是由於單一要素，而是因爲所有要素系統性地出現了內卷傾向。
主管部門恢復徵收國債增值稅這件事，向我們表明了，形成內卷的原因實際上很復雜，財稅制度方面也做了很大的貢獻，可以視爲一個獨立的要素。
事實上，對於債券的利息，政府有兩個選項，一、高來高走；二、低來低走。其中，“低來低走”有助於抑制國內物價，從而刺激出口；“高來高走”則有助於做高國內的名義價格，擴大內循環。
不難發現，過去各種各樣的稅收減免爲做低名義價格做出了巨大的貢獻，但是，此一時彼一時，有些時候我們需要低名義價格，有些時候我們需要高名義價格，不能一概而論。
因此，在擴大內需和反內卷的大前提下，恢復徵收國債增值稅釋放了一個十分重要信號：取消其他稅費減免和其他民生補貼的可能性是快速上升的，尤其是國債的25%的所得稅。
研究財稅制度改革對名義物價的影響，有助於提升我們對反內卷的理解深度。反內卷並不是專門針對某一種特定要素，譬如，礦產資源，而是針對一系列要素{x，y，z}，其中，x、y、z的比例情況尤爲重要。我們不能一提到反內卷就想到某一種特定要素，而是要運用系統性的思維，等比例地去擴張一攬子要素的回報。
如果我們十分盲目地爲了提升物價而提升物價，那么，一定會埋下新的麻煩。在物價水平低的時候，這些麻煩還不夠明顯，等物價水平修復之後，我們會觀察到某些要素的價格極其異常，那時候再解決問題就事半功倍了。
反內卷和擴大內需
在《“反內卷”是供給政策還是內需政策？？》和《關於水土流失和內卷》兩篇文章中，我們討論了反內卷和擴大內需的關系。
我們是一個工業出口大國，內卷的惡性循環來自於，出口的商品所帶回的人民幣無法覆蓋要素成本。這並不是因爲我們的產品缺乏競爭力，而是，因爲國內外的金融環境導致企業不愿意結售匯。
於是，長期的支出大於收入導致內部一攬子要素的價格螺旋降低，這導致了各行各業的利潤率都很低。因此，我們可以拿“水土流失”這個比喻來刻畫內卷過程。
每一種要素價格的螺旋下降，既是原因，也是結果。
顯而易見，反內卷就是要“水土保持”，提高國內要素的價格，減少國內要素的流失。
在這兩篇文章中，我們所討論的要素只包括土地、勞動力、技術、礦產資源和資金等。但是，恢復徵收國債增值稅這一事件提醒我們，之前想得還是太窄了，要素的範圍需要進一步擴大至——稅收補貼、民生補貼。
說實話，現實極其吊詭，一堆經濟學家或者網絡經濟學家不斷地給政府出謀劃策，意思是，政府不應該幹這個，政府應該幹那個；但是，政府卻用實際行動告訴大家，你們根本不懂宏觀經濟學，你們只知道1和2，但是，並不清楚3、4、5、6、7、8 。
其實，這也解釋了一個問題，爲什么不斷地有人喊搞這刺激、那刺激，但是，政府始終不搭理他們。這讓我想起了郭德綱的那個段子：
如果我和火箭專家辯論說，你火箭不行，燃料不好，應該燒柴，最好燒煤，煤還得精選，水洗煤不行。但凡那個火箭專家正眼看我一下，他就輸了。
結束語
目前，我們的內循環存在某種扭曲是一個共識，這個扭曲主要體現在物價上。
如上圖所示，按照一籃子商品爲計價單位，人民幣對美元是升值的，從2018年的一美元兌4.09人民幣升值到2024年的一美元兌3.53人民幣。這是購买力平價框架下的故事。
但是，人民幣對美元的離岸匯率卻是1比7.2，這意味着，我們的物價水平有較大的提升空間。
無論是需求派，還是供給派，對提振內需和讓通貨膨脹率恢復到合意水平是有很大共識的。那么，需求派和供給派的分歧在哪裏呢？？事實上，需求派的範式很閉塞，根本沒能力講清楚彼此的分歧，我們下面用供給側範式。
假定一籃子要素有{x，y，z}，更一般的，我們可以視x，y，z爲向量。需求派所鼓吹的是，特定要素是x是特殊的，要刺激內需必須通過提高x的價格。那么，爲什么一定要通過x呢？？其實，需求派講不清楚，問就是搞別的沒有效果。
但是，供給學派所關注的是{x，y，z}的比率，我們既應該關注平均要素價格低（ps：相對於海外商品價格）的問題，還應該關注{x，y，z}的比率失衡的問題。
所以，供給派的藥方是，不同要素價格有升有降。
譬如，過去很長一段時間，我們土地價格相對於其他要素的價格一直偏高，拿一线城市的平均房價和一线城市的平均工資做除法，這個比率一定是偏高的。因此，供給學派的藥方是，繼續抑制地租價格，但是，提高其他要素價格。
於是，需求派和供給派就吵了起來，需求派一直喊口號，說來說去的根本意思就是，不拉地租，內需根本就起不來。
但是，如果我們通盤考慮{x，y，z}的比率問題，還會覺得地租一定是例外，一定是特殊么？？並不會，x、y、z是平等的，我們可以降低x的價格，但是，較大幅度提高y和z的價格。
拿着一個過時的範式，天天給政府出這主意那主意，政府是不會搭理你們的。所以，我們還是從特定的【需求側】，轉向更加一般更加寬泛的【供給側】，無論是工資，還是土地，都被視作一種生產要素。因此，【供給側】並不是【需求側】的反面，而是，去掉了需求濾鏡，摒棄“特權思維”，平等地去看待每一個要素。
當你理解了只談需求落後在哪裏，才有可能理解供給側視角的先進性。
ps：數據來自wind，圖片來自網絡
標題：關於恢復徵收國債增值稅、反內卷和供給側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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