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一個天才的想法:三位女編劇與她們的《三婦誌異》

忠貞取決於版本

端午過後,因白素貞飲雄黃酒而現蛇形一事,許仙鐵了心,決意離開白素貞。

白素貞柔聲相勸,細數許仙如今擁有的一切:事業、家業、美妻、無需費心家事操持。任憑她和小青如何勸說,許仙也不為所動。他害怕得發抖,大呼早已覺察她和小青不對勁,自己只是一個簡簡單單的男人,想過簡簡單單的生活,豈料被一條白蟒蛇用美貌溫柔、寶芝堂的營生、盜取的官銀財富誘騙至今,“我還當真以為我醫術如此高明!”

“我教你做人,教了三年,還是教不會。”許仙振聲道。

白素貞也寒了心,“這三年你隨時可以走,沒有人攔你。你既然早就覺得我有問題,為什麼還在這裡?”

許仙一怔,“我、我、我……我以為你是個仙女,”弱下來的聲音又灌足了底氣,“可哪知道你是個妖精!”

2025年,編劇溫方伊重寫源自唐代的《白蛇傳》。在21世紀的舞台上,溫方伊如抽絲剝繭般,一層層剝開這個傳頌千年的人妖相戀的故事。兩人組建的和美家庭是一個小小的經濟單元,在那些被賦予了付出、容忍與犧牲的敘事背後,還藏着多少被飾以愛的利益零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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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方伊 圖/受訪者提供

在南京大學讀大三時,溫方伊就寫出了話劇劇本《蔣公的面子》:1943年,蔣介石任國立中央大學校長,邀請中文系三位教授吃年夜飯,三位教授吵了一個下午,就為了要不要給蔣公這個面子。這部誕生於2012年的戲,至今已在劇場上演過六百多場,成為難以複製的現象級話劇。但溫方伊心裡始終有另一個故事,她從研究生時代就想寫、卻一直沒動筆的故事:一個女妖愛上一個男人後,被他一點點馴化。

她的腦海里有個具體的場景,男人管妖精妻子叫小妖精、小狐狸。“但這個妖精很不滿,因為她是來做人的,不想讓人繼續叫她小妖精。”溫方伊說。這對人物關係有點像挪威戲劇家亨利克·易卜生在19世紀創作的《玩偶之家》中的娜拉和海爾茂。溫方伊想過做聊齋、做狐妖,如果要做市面上通行的大戲,那還缺很多東西,話劇市場也沒有對應的篇幅、時長,於是這個場景一直留在她的腦海里。

直到讀了關於《白蛇傳》流變的論文,看了大量不同時期的白蛇相關作品,溫方伊才意識到,白蛇這個形象在不同年代豐富的發展過程,實際上也是馴化的過程。

“她最早是一個純粹的妖精,到了後期,由於大家漸漸把同情心轉向白蛇,於是想把她塑造成完美的女性,人們把傳統觀念中的美好品質都賦予她,但她的妖性被極大地削弱,最後變成一個甘心付出、溫柔和順,一心為了許仙的形象。”

“這裡有一種有趣、也可以叫殘酷的反差,”溫方伊說,“大家越想把她變成好女人,她就越失去自主性,越悲慘。”

坐在被許仙稱為“蛇精之家”的屋子裡,白素貞最終察覺了這滿室荒唐。與19世紀的《玩偶之家》不同,娜拉是突然的覺醒,意識到原來自己在家中一直扮演着玩偶的角色,而白素貞從一開始就知道自己在扮演——她主動順應規則,接過那些被飾以美譽的枷鎖,一層層套在自己身上。“但她最後會發現,這種扮演沒有意義。”溫方伊說。在21世紀的舞台上,白素貞看穿了這失真的一切,最後選擇放手,不再飾演他人,回到了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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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蛇精之家》劇照 圖/受訪者提供

2024年年底,“話劇九人”(以下簡稱“九人”)的創始人、編劇和導演朱虹璇,邀請溫方伊和編劇、導演、小說家陳思安加入,一起重寫人們耳熟能詳的經典故事。三位編劇從小聽着那些犧牲的、忠貞的、英雄的故事長大,有些地方早就覺得奇怪了,有些地方始終好奇,想不明白。

溫方伊喜歡《聊齋》,但那些美妻美妾的狐妖故事中,男主人公不是早已成家了嗎?

朱虹璇愛歷史。在一些經典影視和文學作品中,故事的主角多是男人,常常有一個妹妹,妹妹被許配給男主角最器重的兄弟,“人均一妹,人均妹夫。”朱虹璇說。

陳思安從小好奇,木蘭在全是男人的軍營里怎麼活,來月經時怎麼辦?沒有人發現過她嗎?哪些人發現卻饒過了她?在十萬人的軍營里,還有多少個木蘭?

2026年1月,原創話劇《三婦誌異》在上海上劇場上演,六個故事、三位編劇,每人重寫兩個故事。白蛇、王寶釧、木蘭、女兒國等經典形象,在溫方伊、陳思安、朱虹璇的拆解、改編下有了新版本:《木蘭》《蛇精之家》《蹱火》《女人國》《慧眼》《飛光》。

時至今日,觀眾的觀劇互動方式不再是十幾年前她們剛入行時的模樣。價值觀日益豐富,話劇作品面對的價值判斷愈發複雜,她們所選擇重述的故事類型,也意味着她們的創作要面對更多的審視。“實在要罵你就罵編劇,誰讓她們停不下思考。”朱虹璇把想說的寫進了開場曲和結尾曲中:

“從前故事已說了太久,馴化我的早已經足夠,心中有疑問何不拷問?既已腐朽的讓它速朽。”

“忠貞取決於版本,英雄是誰在加工?昨天催生了明天。”朱虹璇在結尾曲中寫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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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虹璇 圖/受訪者提供

話筒

鏡頭中,三位編劇愣住了。攝像機背後,我不知該不該起身。

門外的聲音再次蓋過了採訪聲。2026年1月9日,上海上劇場,當晚要演出《三婦誌異》。在化妝間的採訪中,不時傳來舞台試音聲和場外休息的工作人員的聊天聲——前者已經被朱虹璇舉着對講機解決,後者還在不時響起。我正躊躇等下怎麼開口溝通,起身後又想起自己沒有劇場的門禁卡。

“我去說。”朱虹璇馬上起身。

見我遲疑,她補充道:“沒事兒,我去說更有用,不然等下還會響。”

她麻利地出去,又麻利地回來坐下:“好了!誒,剛才那個問題是什麼來着?”

朱虹璇給人的印象一直都這樣高效利落。過去六年,九人已經成為廣受市場認可的民營劇團。這支由北京大學校友創立於2012年的青年戲劇團隊,自2019年朱虹璇全職投入後,幾乎以一年一部新戲的速度拓展着作品庫,從《四張機》《春逝》《雙枰記》到《對稱性破缺》《庭前》,完成了“民國知識分子五部曲”。最新的作品《翻山海》講述了1930年代一支女子籃球隊的故事。朱虹璇在這個年代重述的理想主義故事,喚起很多人心底的渴望——人不應為追逐那些厚重、明亮的事物而羞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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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劇九人·民國知識分子系列五部曲》

每次拿到話筒,朱虹璇都認真得有些鄭重。無論在播客節目,還是話劇演後談,很少見到藝術從業人士像她這樣說話——先拆解分類,再列點逐一陳述,她講話劇圈的亂象,談女性寫作如何被抑制,條分縷析,言之有物。

在這個許多公眾人物放下身段、自嘲自貶展現親和力的年代,朱虹璇的鄭重有時也顯得特別。在2025年9月《翻山海》的演後談中,一位熟識的嘉賓想誇她,為突出反差,引用早前聽來的話“聽說這個女編劇‘各色(北京話:較真、不好相處)’”。她問清“各色”的意思,先回答完前面的問題,最後回到這個評價,如同領取一份認可:“我覺得人做事認真很好。”

她幾乎不為任何評價駐足。在開演前的採訪中,她說起與觀眾的交流:“我覺得跟個人性格有關。其實做戲劇我不是科班出身,我對做表達的忠誠度遠遠高於對做戲劇的忠誠度。”這個回答讓身旁的兩位編劇瞪了一下眼睛。“我將來一定會有一天不再做戲劇,但是我一定會繼續做表達。不管這個人是坐在觀眾席里的觀眾,還是我的一本書、一篇文章的讀者,對我來說都是一樣的。”

三人身後的化妝台上,放着剛出版的《話劇九人|民國知識分子系列五部曲》,那是朱虹璇過去幾年和編劇葉紫鈴寫下的故事,台詞里是她想說的話。“世人的眼光或許分男女,微小的原子與核子卻不會。”

“沒有老師,沒有戰友,沒有戰壕,你還是要做這件事?”

“我還是要做這件事。”

與化妝間一門之隔就是即將上演《三婦誌異》的舞台,14米寬、8米長,等候着這天晚上三場故事的演繹。劇場外有面貼紙牆,觀眾在觀演後可將一枚小紅花貼在最喜歡的劇目區,《飛光》那欄很快貼滿,工作人員續了好幾頁紙,還是不夠。

六個故事中,最能代表九人和朱虹璇以往風格的是《飛光》,這也是九人這些年洗鍊出的標準:詼諧卻不掩理想,浪漫中暗藏機鋒,人物有歷史背景,有當代表達。在史書的留白處,朱虹璇寫太平公主與上官婉兒在少年時的相遇。七夕節的長安城,火樹銀花,暗塵隨馬。太平公主跟上官婉兒談論她們既仰望又好奇的武則天:“古往今來的男昏君那麼多,多她一個女昏君又如何?”兩人惺惺相惜,“千年萬歲以後,世人將會如何記錄我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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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飛光》劇照 圖/受訪者提供

朱虹璇交出的另一個故事,則與以往風格全然不同。《蹱火》是科幻故事,來自一個女性掌權的組織“踵火社”。已經擁有更好未來的李納(也是後來“成神”的哪吒),在休假時回到她長大的陳塘關,看到沒有離開故鄉的姐姐的命運,看到荒誕的祭祀女人的儀式。李納突然被指配婚姻,要嫁給一個陌生男人。舞台上不曾出現的母親形象串聯起一切:“她媽媽是買來的瘋女人”“死了再買一個就好了。”

這樣一個殘酷的底層故事,讓許多觀眾措手不及。演出在上海某商場的五樓,票價數百、空調適宜,699個觀眾席坐着周末來看戲的文化消費者。以往九人的故事春雨如油、精巧工整,《蹱火》喚起的是人們的公共性記憶和未被敘事消磨的粗糲“痛感”。觀眾反應不一,有人驚喜,有人反感,一位觀眾發帖表達自己的困惑,她的生活不錯,受過好的教育,家人對她好,她也嚮往婚姻。坐在劇場里,上演拐賣和婚姻壓榨的劇情時響起的掌聲,讓她覺得格格不入。

帖子下,許多觀眾加入交流。有人對她說,你會有這樣的困惑很正常,我們站在某一個光譜中看另一個光譜中的人,都會感受到這樣的隔閡,我們現在能做的是拓展自己的視野、看到更廣大存在的真實。

過年前一天,九人剛結束一年的巡演。電話那頭,說起那位觀眾的評論,朱虹璇聲音輕輕的:“她一定過着很幸福的人生,我首先為她感到幸運。”

除了神話傳說、歷史故事,朱虹璇還聽着另一種故事長大。消失的女人、瘋掉的女人,還有親戚懷了女嬰後打掉的故事,這些是大人們茶餘飯後聊起的玩笑話。小時候,她只是靜靜地聽着。直到她考完高考、即將離開江西去北京讀書,親戚聚餐時說漏了嘴,她才知道自己原本也是那些故事裡的孩子——父母曾有打掉她的念頭,但又擔心提前了解性別之後打掉孩子會被單位處罰。“我活下來是因為我父母對工作的愛惜。”她在電話中說。

她在《飛光》中寫道,“力竭時,也要再進一步”,因為毫無退路。小時候,父母工作忙,朱虹璇常被鎖在屋裡。有次高壓鍋炸了,鄰居跑去通知,父母才想起屋裡還有個孩子。“我媽回來時,看見我趴在鏡子前,對着自己說‘不怕了’。”到了中學,父母吵架動手,母親把自己反鎖在房裡,爸爸拿菜刀劈門鎖,十幾歲的她坐在房間里做數學題。“明知道房門外有人拿起了菜刀,我在屋子裡,還得想盡辦法集中精力,要學習、要做數學題。”

“我這樣的性格,這種課題分離的能力,可能就是從小在那個環境里養成的。”她說。

16歲那年,她以江西省文科狀元的身份考入北京大學,在那裡結識了志趣相投、真心待她的朋友。畢業後,她進入知名的互聯網公司,做着收入豐厚的工作。後來,她攢了錢,全職投身於她相信的話劇事業。她成了藝術創作者,住在北京,有了新的家人。但在情感深處,那根痛覺神經依然根植於過去的生活。

每一次看到相關的社會新聞,她都全身發麻。女碩士走失被“收留”案某涉案人員被作出不起訴決定後,她在檢察院的官網提交群眾意見。阿富汗女性被禁止上學的新聞出來後,她四處找捐款渠道,給好幾個人寫郵件聯繫。得知書籍《一個阿富汗女人的來信》的部分收入會捐給阿富汗女性,她買了很多本送朋友,“除了普通公民都能做的事之外,我的職業還能做什麼?我的本職工作是講故事。我要把它寫下來,讓大家不要忘記這些事。”

這次寫《蹱火》,不是因為感受到了自己的聲音的能量,“最直接的原因可能就是太痛了。”她說,“只要這類事情還在世界上發生,我們這些看似生活在安全地帶的女性就都是倖存者。”

在《蹱火》中,她沒有讓主人公李納抽身而去。舞台上,李納已經成長為能拯救自己和姐姐的人,但她沒有立刻拔斷自己的根系,而是把自己種在故鄉陳塘關養蓮藕的泥漿里,請來新盟友一起改變這片土地。故事還不到完結時候,也沒到休息時候,還有許多要做的事。

劇場里,近700人,從頭到尾,都沉浸在她講的故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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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踵火》劇照 圖/受訪者提供

做事,有沒有另一種方式?

2022年年底,新冠疫情的防控政策轉向全面解封。我在北京看了朱虹璇的話劇《雙枰記》:一百年前,原本志同道合的朋友,在世事劇變前分道揚鑣。次年開春,我在北京看到陳思安的話劇《凡人之夢》,這部戲講述疫情期間環京地區的雙城通勤故事,她為此在疫情期間訪談了40組環京雙城生活的人。戲中有一幕,一個小女孩把自己晾在撐衣桿,隨風飄揚,那是屬於想象力的自由。

“我有一個想法。”2024年初秋,朱虹璇在一次九人的頭腦風暴中說,她告訴九人的製作人任慧岩,想請溫方伊和陳思安一起創作。

2024年也被稱為“女性創作者元年”,電影領域有了《出走的決心》《熱辣滾燙》《好東西》這些高票房或高口碑的女性故事,觀眾看到了更多未被講述的故事,女主創的作品獲得了更多關注——同時也伴隨着更多的討論和爭議。冒頭的女性創作者常被拿來比較。哪怕是出於維護或善意,這些比較也包含着“位置有限”的隱形前提,所以要爭出高低。

2019年,朱虹璇的民國知識分子話劇《四張機》破圈走紅,一時間常被拿來與溫方伊的《蔣公的面子》比較。有觀眾點評:“溫方伊的《蔣公的面子》是一碗牛肉麵,又有肉又有面;朱虹璇的《四張機》是西紅柿蛋花湯,沒有西紅柿也沒有蛋。”各式各樣的觀眾評論和他人轉述聽多了,溫方伊也起了好奇。她買了高鐵票和門票,一個人從南京乘車到北京看戲。她看完很喜歡,也被九人的專業運營打動。演出結束,她在劇場等了半個多小時,只為面對面告訴朱虹璇:“這個戲非常好,我很喜歡你的作品。”

2024年年底,三人開啟合作。溫方伊回到久違的原創領域,為早前想的故事想到了合適的小戲模式。作為編劇,溫方伊十分習慣“交完劇本就不管”,給了作為導演的朱虹璇和陳思安完全的自由,她與朱虹璇“非常熟悉彼此在劇作中的優缺點”,對初次合作、偏實驗性風格的陳思安也不框定風格。但陳思安買了高鐵票,一個人從北京到南京去找溫方伊,請她讀她劇本里的台詞。

讀完一個角色的台詞,陳思安又請她讀另一個角色的台詞。“我這才意識到,她是想看我讀每一個角色時的狀態,看我對角色的詮釋和理解。這是我從未經歷過的。”溫方伊說。

最初,朱虹璇找陳思安一起導戲,陳思安拒絕了。比起導演工作,她更享受劇本創作。但她很快意識到,一兩個月要完成六個戲的排練與合成,任務實在太重,一人很難扛下來。最後她還是接下了一半的導演工作。

“如果不是朱虹璇找我,我確實很長時間都不太想再做導演。”陳思安說。她最初做導演,只是為了排演出自己的劇本。但在以往的工作中,她始終不太適應劇組的權力架構 ,但要在短時間裡高效完成工作,又需要有人去強力推動。這些困惑一直沒解決,加上不喜歡逼迫別人,這種不適感讓她一度迴避做導演。

“如果不用那樣強力的方式去工作,有沒有可能也完成得很好?”她還在想。

在劇場工作,有句話總能引起各組人員心領神會的微笑:“所以我們現在到底是在等什麼?”早年她們見過太多這樣的場景:導演自己沒想明白,喊劇組全員到場,一起等“感覺”。“我最討厭這個。”朱虹璇說,她聽過太多劇場的老師抱怨:說好10點結束,最後耗到凌晨3點,不光是劇組工作人員,門衛也得一起等。她理解有些節奏必須到現場才能找到,但決策者要把工夫做在前面。“越是坐在權力的高位,越要替他人考慮,對方的體力和腦力花得值不值得。”

在北京合成《三婦誌異》時,技術難度遠超預期,以至於團隊加了班,九人的製作團隊給大家付了加班費。到巡演的首站時,製作人團隊與劇場協商多要了一天裝台時間,保證大家該下班就下班,不讓團隊硬扛。一到飯點,朱虹璇就開始在對講機里喊:“飯點了,大家該吃飯了。”晚上9點55,她在對講里喊:“所有人注意,還有5分鐘就斷電了,準備下班。”

在合作中,三人加深着對彼此的了解,溫方伊和陳思安聽了朱虹璇的建議,下載了某辦公共享軟件並註冊賬號。她們驚訝於朱虹璇的精力——一個月寫完《明堂夜雪》的劇本,這期間九人的其他戲還在演出。但其實朱虹璇也很驚訝,陳思安說自己體弱,但一直連軸轉地幹活,遇到缺人時麻利地四處扛東西搬東西。溫方伊的踩點交稿能力讓另外兩人吃驚,排練前一夜,她在剛入住的酒店寫完了第二天要用的轉場。她們和劇組所有工作人員在一年內完成了寫作、編排,上演了《三婦誌異》。三個人在合作中互相欣賞。2025年7月,她們在一場沙龍上感嘆:啊,難道我真的是個天才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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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思安 圖/受訪者提供

“我們是非常不一樣的人,生活、性格、感興趣的議題、語言、導演的風格,都很不一樣。但我們珍視和尊重彼此的不同。”陳思安說。她們在劇本上有不同的喜好,有的觀眾為差異帶來的豐富而欣喜,也有觀眾更眷戀九人的一貫風格。“所有聲音都會有。”陳思安說,朱虹璇作為“老闆”,在合作中承受的壓力更大。

在朱虹璇看來,作品有兩類,一種在陽光下漂亮地開花結果,一種在黑暗中找根系、朝地基突破。《三婦誌異》是後者,“你要一寸一寸地嘗試,去尋找自己能做什麼。”幾年前,朱虹璇就在想,如果有一天九人退場,會留下什麼?“留下一個民國知識分子五部曲,然後就結束了嗎?我希望我們培育過一方水土、拓寬過一些邊界、表達過一些前人沒敢表達的東西。”

“三個人走到今天,都不僅僅是為了自己在創作。”朱虹璇說。溫方伊因《蔣公的面子》被熟知,但她一直關注着劇團里更年輕、更多樣的創作者。陳思安一直在關注不被主流描繪的邊緣人群,無論是《凡人之夢》還是《請問最近的無障礙廁所在哪裡》。

2018年,陳思安用小說影視改編的版權費,搭建了戲劇創作孵化平台“聲囂”,通過劇本朗讀和工作坊,鼓勵直面當下的原創寫作,讓尚未成熟的劇本有機會與觀眾見面。孵化項目不好做,劇院更依賴經過市場檢驗的文本。溫方伊也做過孵化計劃的評審,親眼看到了年輕創作者有多難。“劇院會判斷市場想要什麼。如果覺得市場無法接受,他們承擔不了孵化的代價,就不會有後續。”

聲囂即將舉辦2026年的新一季孵化活動。這些年,聲囂的運行有時能找到合作方,但主要是靠陳思安的個人收入補貼,“我後來賠出了慣性,賠出了精神的領悟。市場的試錯成本太高了,但年輕的創作者要成長,必須經歷試錯。這件事總該有人來做。”九人在2025年開始參與原創項目的孵化支持,“希望能有一些比較友好的觀眾,願意看年輕創作者的東西,給予高質量的反饋。而不是把這些作品丟到路人盤的大眾市場,那可能只有商業輕喜劇才會被注意到。這就是我們三個沒有家業的人能想出來的唯一方式。”朱虹璇說。

在陳思安看來,絕大多數編劇和導演都需要五到八年的成長期,“這個過程需要師友幫助、觀眾交流。”她們也是這樣歷練出來的。“年輕創作者的一個劇本,可能完成度有問題,但藏着作者以後再也寫不出來的東西。我現在回頭看二十多歲時寫的東西,有些再也寫不出來了。”

在近期出版的中篇小說集《穿行》中,陳思安寫了一個話劇女演員的故事,這位一直扮演奧菲莉亞的女演員,在四十多歲時,終於可以出演哈姆雷特,“二十多歲時,她為哈姆雷特發狂、赴死太多次。三十多歲時,她甚至想不清楚這股子怒火從何而來,只是再念出完全相同的台詞時,支配她的不再是絕望的愛,而是被操縱、被損害卻無從發泄的激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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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思安《穿行》

時間不是我們的敵人

一個人,如果不用扮演任何人,那會是什麼姿態?陳思安寫《木蘭》時,細細地想,將軍百戰死,漫長的12年里,木蘭害怕嗎、後悔嗎?第一次殺人時,她會盯住將死之人的眼睛嗎?當終於能在軍營和沙場從容應對時,她也被這一切改變了嗎?一場戰爭結束後,還有另一場戰爭嗎?世上最光彩耀眼的爭奪遊戲,木蘭,你真的想參與嗎?

獨幕劇也是她與木蘭的對話。壯士十年歸,木蘭不用回到原來的家中扮演一個好女人,也不用再強力廝殺、扮演一個好男人。從應接不暇的任務中騰出了雙手,不再為了犧牲、抵抗或接應而活,木蘭,你想做什麼?

溫方伊在南京大學教授舞台劇寫作,她覺得每個年代的人對經典作品都有不同的解讀。藝術作品有時代性,道德也是。如今的創作者面對着海量、高情感濃度的實時反饋。觀眾在劇場中想要的東西不一樣,但人性依然是溝通古今與人我的引線。

接下來的一年,三位編劇還將為《三婦誌異》各添一個新故事。朱虹璇在電話中告訴我,她想加入2025年10月已在烏鎮戲劇節上演的《明堂夜雪》。這是不同時期的武則天與自己的對話,她不斷有新的困惑,百世千載里卻只能問自己。做劇團,做事的時候朱虹璇常常感到困惑。“大家可能對女性管理者,有遠遠高於男性管理者的預期。你不僅要在有限的資源中打勝仗,還要如沐春風,要關懷別人面面俱到。要贏,還要用一種在效能和道德上都高於平均水平的方式贏。”

在《明堂夜雪》中,中年武則天被上官婉兒投毒時非常憤怒,她憤恨於上官婉兒的背叛。年紀更大的武則天卻說,你要原諒她,她不是你的敵人,她是你的盟友。“做千秋萬歲之事,不要對今天抱有期待。”“時間不是敵人,它是我們最後的盟友。”朱虹璇在劇本中寫下這些台詞。

“劇本寫的這些,你是什麼時候從生活里領悟的?”

“我現在並沒有做到。只能說目前在努力說服自己挺住,在努力‘災後重建’,不被傷害擊垮。但此刻的‘災後重建’,會不會被下一次傷害擊垮,很難說。”電話那頭,朱虹璇恢復了平日里的堅定,“我所有的困惑在反覆的過程中,都仍然存在着。”

她的聲音又揚起了樂觀:“你可以一年後再問我這個問題,我盼望在接下來的一年,探索出新的方法。”

南方人物周刊記者 歐陽詩蕾

責編 周建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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