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巴基斯坦拉合爾市郊外一個磚窯打工的沙菲克·馬西赫（Shafeeq Masih）面臨一個兩難的選擇。
要麼欠磚窯老闆一筆巨債，可能在磚窯打一輩子工都還不清；
要麼賣掉一顆腎。
這他能拿得出的、唯一值錢的東西。
磚窯老闆一直催他還債，說他欠了90萬巴基斯坦盧比。按現在的匯率，這不過2.2萬人民幣出頭，但對馬西赫來說，這筆錢實在太多了，多到他無論多麼努力地工作，債務還是不減反增。
其實，馬西赫知道老闆在做假賬，但他毫無辦法。
“他們記下來的東西，我們不能質疑。”
“他們把我們當奴隸，我們只有服從的份。”
馬西赫要養活幾個孩子，還要贍養年邁的父母，他看不到任何出路。
所以，當一個陌生人來到磚窯，提出用40萬盧比（僅9855元）買他的一個腎時，他不情不願地同意了。
幾天後，他被塞進一輛車裡，還有人要求他戴上一副用黑膠帶纏住的眼鏡。
坐車離開時，他心中燃起一線希望，也許這一次，他終於可以擺脫債務，為孩子們換取一個更好的未來了。
然而，結果卻並非如此。
當他做完手術蘇醒過來時，只拿到30萬盧比的報酬，而不是之前承諾的40萬。
過了一段時間，儘管傷口一直在疼，馬西赫還是回到了那座磚窯，把所有的錢都交給了磚窯老闆。
“我曾經希望能藉此機會，讓老闆給我加薪，或者還我自由。”
但是，老闆卻只是打發他回去繼續幹活。
一晃兩年過去了，馬西赫的生活一切照舊，唯一的不同是，因為少了一顆腎，他的身體已經不像從前那樣強壯。
“我現在只要一乾重活就會疼。”
因為這個原因，他的工作效率大不如前，很難像過去那樣燒制出同樣數量的磚塊。
而且，他如今仍然深陷債務泥潭，處境與賣腎前並無兩樣。
少了一顆腎，身體搞壞了，錢也沒留下，到頭來，受傷的始終是馬西赫……
（賣腎的傷疤）
跟很多國家一樣，在巴基斯坦，器官買賣是非法的，都是在“地下”秘密進行，很難摸清這類犯罪的規模到底有多大。
不過，針對磚窯工人的“賣腎陷阱”已經是存在了幾十年的犯罪形式，已經司空見慣。
“受奴役勞工解放陣線（Bonded Labour Liberation Front）”是一個專為磚窯工人維權的組織，已經運營了35年，他們的律師侯賽因（Hussain）表示，有成千上萬的磚窯工人都被迫賣過腎。
“無論你走進哪一家磚窯，幾乎都能找到賣過腎的工人。”
（律師侯賽因）
根據國際法，如果獲取器官的過程涉及脅迫、欺騙或利用受害者的弱勢地位，那麼無論受害者同意與否，都不再具有法律意義，他們的“同意”一律會被視為無效。
這類賣腎陷阱很有可能構成一種特殊形式的人口販賣，犯罪分子的目標就是受害者的器官。
英國《衛報》的記者一天之內就採訪到7名受害者。
“全國各地都在發生這種事，”一名受害者說。
他們之中，有人早在20年前就賣掉了一顆腎，也有人是在去年夏天，其中大部分人拿到了10萬-30萬盧比的報酬，而且幾乎所有人拿到的錢，都比中介當初承諾的要少。
大多數工人承認自己是“自願”賣腎，可仔細一問，他們做出這一決定，往往是出於債務、貧困和恐懼。
一位工人說：“割捨自己身體的一部分確實難以接受，但我們除此之外也沒有別的辦法了。”
至於可憐的磚窯工人為什麼會欠那麼多債，為什麼會被威脅、會害怕，那就不得不從那些磚窯老闆說起了……
（磚窯）
律師侯賽因走路有些跛腳，這是因為1992年，他嘗試起訴一名磚窯老闆時，被對方開槍打傷了。
他堅信，某些磚窯老闆也參與了非法賣腎活動，他們是其中的重要一環，並且能從中分一杯羹。
據侯賽因總結，這類犯罪都有統一的套路——
磚窯老闆先逼迫一名工人還債，給對方施壓，讓他喘不過氣；
隨後就會出現一名“中間人”，通過套近乎跟工人攀上交情，最終說服他們賣腎。
（賣腎的傷疤）
在拉合爾市周邊地區，分布着上千座磚窯，在每一座磚窯，都有成百上千名工人弓着身子忙碌，他們把泥漿倒進長方形的模具中，隨後翻轉模具，一塊接一塊地脫模，製成磚坯。
有很多家庭，上至年邁的爺爺奶奶，下至6歲的孩子，全都在做這項工作，個個身上沾滿泥漿與塵土。
類似的場景，巴基斯坦各地都在不斷上演，據估算，目前在巴基斯坦的磚窯里工作的人口已經達到400萬-500萬之多。
磚窯的工作之所以會吸引那麼多貧困的人來打工，是因為他們能提供一種其他行業很少能提供的福利——預支未來的工資。
當一個貧困家庭遇到他們無力應對的困難，無論是丈夫生病、孩子出生還是姐妹出嫁，他們別無選擇，只能向磚窯老闆借一筆錢，先解決眼前的困難。
（磚窯工人）
不過，預支工資怎麼會沒有代價？
這種套路的狡猾之處在於，這筆欠債永遠不會減少，只會增長。
因為預支工資是有利息的，利率最高可達60%。
而且，老闆會以“還債”或“沒完成定額”為由，剋扣工人的工資，有時能扣掉一半的工資。
他們燒1000塊磚才能拿到800盧比（約合19.7元人民幣），儘管政府規定的日薪為960盧比（約和23.7元人民幣），一個家庭每天大約能燒2000塊磚，一天的收入才合40塊人民幣，跟幾萬的欠債相比，九牛一毛。
因為很多工人不識字，一些老闆會做假賬，故意在賬簿上添一些數字，或者少計算一些磚塊數量，工人們看不懂賬本，也就無法提出質疑，或者乾脆，有些預支款根本沒有書面記錄。
另外，老闆還會以“支付電費”等名義，進行額外的扣費，有時甚至是過度扣費，實際上，這些工人居住在狹小的棚屋裡，根本用不了太多電。
欠債太多，收入極低，工人們不得不借更多的錢，應付日常生活開支或者看病、婚喪嫁娶等一次性大額支出。
而他們借錢的對象，仍然是磚窯老闆。
（磚窯）
上面一套組合拳打下來，就算工人們多年如一日地勤奮勞作，最初少量的預支工資，會越累越多，變成他們根本還不完的巨債，永遠沒有翻身的餘地。
就這樣，所謂的“預支工資”福利，成了磚窯老闆剝削和控制工人的工具，形成一套現代版本的奴隸制度——債務奴役。
這種制度依靠威脅、恐嚇和攻擊來維持，尤其是對女性工人，還經常會升級為身體暴力，以懲罰和控制不聽話的工人，不讓他們發聲。
到了這種叫天天不應、叫地地不靈的時候，突然出現一個中間人，拋出“賣腎換取大額報酬”的誘餌，很多工人就會心動。
或者說，他們不得不抓住一絲希望，拚命搏一把。
（磚窯工人）
這還沒完呢。
在大多數法制國家，“人死債消”是都一個很基本的制度；而在磚窯里，什麼“人死債消”？不存在的。
磚窯工人過世之後，沒還完的債會由他們的子女繼續背，父債子償。
有些孩子從6歲起就在磚窯打工，這輩子幾乎不可能離開，繼續給老闆當牛做馬。
諷刺的是，很多工人之所以選擇賣腎的最主要原因，就是想給子女換一個更好、更自由的將來……
（磚窯的童工）
媒體採訪的受害者中，類似的例子比比皆是。
薩尼亞·比比（Sania Bibi）從10歲開始在磚窯打工，她的家人只欠債20萬盧比，但40年後，磚窯老闆卻告訴他們，他們欠了350萬盧比巨債。
跟很多磚窯工人一樣，薩尼亞也遇到一位陌生人，對方提出願意出錢買她的一顆腎。
“他給我描繪了許多美好的畫面，我當時唯一的念頭就是擺脫這種受奴役的處境。”
“我以為這樣就能還清債務，讓我的孩子們去上學，我當時就做出了決定。”
那位陌生人曾向薩尼亞承諾，她能拿到“一大袋鈔票”，但她最後只收到了10萬盧比。
“賣腎之後我就後悔了，我不該這麼做。”
“我的處境一點都沒變，一切都沒變，我的孩子們還是沒能獲得自由，我的心都碎了。”
（磚窯的女工）
2024年，英國跨黨派議會小組（APPG）的調查報告中，記錄了另一個讓人唏噓的案例。
受債務奴役，爸爸為磚窯老闆賣命30多年，身患重病，兒子選擇輟學到磚窯打工，幫爸爸減輕負擔。
爸爸去世後，兒子不得不再次向磚窯老闆借債，為爸爸辦喪事。
但老闆冷酷無情，趁機變本加厲，屢次向這位男青年逼債，對他進行辱罵、甚至毆打。
他的家人把這些看在眼裡，他的妻子和媽媽哭着找老闆求情，甚至趴在地上、親吻老闆的腳，但都沒獲得同情。
在一家人都絕望的時候，偶然的一個機會，他們認識了一名中間人，中間人承諾只要男青年賣一顆腎，就能幫他還清債務，讓他徹底擺脫被奴役的命運。
男青年把這當成了唯一的希望，儘管不舍，但還是勉強同意賣腎。
可等到他的一顆腎被摘掉後，中間人卻爽約了，他只拿到一小部分酬金。
欠磚窯老闆的債仍舊沒還上，他不得不繼續被奴役，就和他的爸爸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