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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媒談孟晚舟被捕前最後幾小時



據外媒報導,美國政府高層官員精心策劃了此次逮捕行動,他們並沒有提前通知特魯多,甚至沒有告知特朗普。加拿大《環球郵報》(安大略版) 11月30日文章,原題:高壓攻勢 逮捕華為高管孟晚舟前的最後幾個小時 本文中文版原載於華為心聲社區,刊登時有刪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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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環球郵報》(安大略版)報導截圖

當華盛頓需要加拿大幫忙逮捕一名華為高管時,美國白宮、國會以及外交官員比渥太華的政界人士要早幾個小時獲悉這一消息。根據來自美國、加拿大和中國政府的消息,我們了解到該計劃是如何一步步展開的。

孟晚舟並不知道,去年12月自己在香港機場登上國泰航空飛往溫哥華的航班時,就已經被美國執法部門監視了。

她所穿的衣服(白T卹、黑褲子和白鞋)以及與她同行的同事季慧所穿的衣服,都已一一上報給了美國聯邦調查局、美國司法部、加拿大皇家騎警以及加拿大邊境服務局。

12月1日上午11點13分,838航班降落後,中國電信巨頭華為技術有限公司的CFO孟晚舟被邊境服務人員攔截,並在幾小時後被加拿大皇家騎警正式拘留。美國以涉嫌違反美國對伊朗制裁的欺詐罪為由要求引渡孟晚舟。

孟晚舟(其父親任正非是這家總部位於深圳的跨國企業的創始人)的被捕引發全球輿論的高度關注,並導致加中關係陷入冰點。這也使得加拿大捲入中美權力紛爭的漩渦。

就在孟晚舟被捕後不久,加拿大總理賈斯汀 特魯多告訴加拿大人,“(美國)在事發前幾天將這一計劃告知了我們。”

但據《環球郵報》了解,美國政府高層官員精心策劃了此次逮捕行動,他們並沒有提前通知特魯多或美國總統唐納德 特朗普。

美國官員11月29日就已得知,孟晚舟將乘坐國泰航空的航班,但直到11月30日才要求加拿大於12月1日她抵達溫哥華時將其逮捕。孟晚舟本來當天晚些時候要登上飛往墨西哥的聯運航班,在此之前,她就被攔截了。

“中國人認為這就是典型的美加政治陰謀。”前加拿大駐華盛頓大使David MacNaughton表示。 “這就是我從他們那裡聽到的。他們深切地相信,加拿大和美國官員共同策劃了這一事件。其實,事實根本不是那樣的。”

他表示,在提出引渡請求之前,加拿大和美國官員之間沒有進行過討論。

一年後,《環球郵報》對2018年年底發生的這些事情進行了深入報導。 《環球郵報》就此事採訪了加拿大和美國的高級官員、以及華為和中國政府的消息人士,並對他們的身份保密,這樣他們可以評論孟晚舟被捕事件以及由此引發的嚴重外交後果。

特魯多最親密的顧問之一表示,加拿大政府內部認為,前白宮國家安全顧問約翰 博爾頓是孟晚舟被捕的幕後推手。 《環球郵報》一直無法與博爾頓確認情況是否屬實。

博爾頓曾說,他事先知情逮捕孟晚舟一事。在中國和伊朗問題上,其被稱為外交政策鷹派。今年9月,在與特朗普就烏克蘭和中東政策發生爭執後,他離開了白宮。

特魯多的顧問表示,博爾頓和其他持相似政見的美國政府官員非常清楚請求加拿大逮捕孟晚舟的重要性。這名顧問和一名高級國家安全官員表示,他們相信,美國選擇了加拿大來逮捕孟晚舟(在最後一刻也是這麼做的),是因為美國相信加拿大司法部和皇家騎警會接受該引渡請求。

MacNaughton表示,毫無疑問,在追查中國及其全球電信領軍企業華為時,特朗普政府準備了好幾項議程。美國希望其盟友在下一代5G移動技術上禁用華為設備。

但是,逮捕孟晚舟的請求“突然出現在我們面前,我們按章執行了這一請求,直到最後一刻都幾乎沒有政治干預——幾乎到了事情發生之後,”MacNaughton表示。 “我不知道如果收到其他的通知會怎樣,但事實是我們沒有收到。”

11月30日和12月1日,20國集團領導人在布宜諾斯艾利斯進行了為期兩天的會談。這些會議的舉行正值國際關係的困難時期。歷經數月爭執不斷的談判,加拿大、墨西哥和美國即將簽訂一項新的貿易協定。與此同時,美中在不斷升級的貿易戰中短兵相接。

特魯多在參加峰會的最後一次會議時,一位官員悄悄給他的首席秘書Gerald Butts遞了一張紙條,上面寫著,即將逮捕孟晚舟。消息人士稱,總理被這個消息搞得措手不及。

當時博爾頓也與美國代表團一同出席了20國集團峰會。

與加拿大相比,美國政府事先知道逮捕事件的官員及政要要多得多。美國高層決策者也是事先知道此事的。

據美國官員稱,事先知情的人包括代理司法部長Matt Whitaker和美國參議院情報委員會主席、共和黨議員Richard Burr和首席民主黨議員Mark Warner。

時任美國駐加拿大大使Kelly Craft(現任美國駐聯合國大使)也對此知情。消息人士稱,11月30日,在美國駐多倫多領事館的一個保密會議室裡,美國司法部高級官員將此事詳細告知了她。

美國司法部不願透露是何時向白宮通報了給加拿大的引渡請求。 “在被告抵達美國之前,美國司法部不會就引渡相關事宜置評,”高級公關顧問Nicole Navas Oxman在電子郵件中寫到。

一位消息人士稱,當時擔任司法部部長和總檢察長的Jody Wilson-Raybould在11月30日就獲悉了美國的逮捕請求,她的辦公室將這一消息轉交給了樞密院辦公室(PCO)。 PCO負責向總理匯報。特魯多的辦公室表示,特魯多是12月1日獲悉逮捕孟晚舟消息的。

當時,Wilson-Raybould與總理辦公室官員之間的關係不好,總理辦公室官員正向她施壓,就蘭萬靈公司(總部位於蒙特利爾)的腐敗指控簽署暫緩起訴協議。 Wilson-Raybould於2019年1月被調到退伍軍人事務部。她最終從內閣辭職,並被開除出自由黨。 Wilson-Raybould不願就此事進行評論。

幾名高級公務員也知道逮捕孟晚舟的消息。司法部副部長Nathalie Drouin和司法部國際援助小組的高級律師Cathy Chalifour、加拿大皇家騎警和加拿大邊境服務局從11月30日就得知了此事。除了樞密院,全球事務部官員也獲悉了此事。根據在孟晚舟引渡案中提交的法庭文件,美國司法部批准了引渡令,但加拿大皇家騎警、加拿大邊境服務局、聯邦調查局和美國司法部一起制定了逮捕計劃。

官員們表示,這份簡短的通知使得加拿大政府來不及評估潛在後果。

前自由黨司法部長Irwin Cotler表示,通常的做法是不將引渡案件告知總理,但一位政府高級官員稱,特魯多及其高級助理理應被告知此事,以便做好準備應對政治後果。

前大使MacNaughton表示:“在我們看來,這似乎是來自與我們簽訂了引渡條約的類似國家的一個正常請求。整個事件已發生,總理沒有得到任何真正意義上的預警,也沒有得到任何有關潛在後果的真正意義上的建議。”

John E. Smith在2018年5月之前一直是美國財政部海外資產控制辦公室的主任。他表示,加拿大官員肯定知道孟晚舟被捕會影響與中國的關係。

“我不相信加拿大政府這麼做的時候還蒙在鼓裡。我相信,加拿大政府認識到了這是個難題,很可能會給加拿大政府乃至整個國家帶來巨大壓力,但他們還是決定,維護引渡條約的基本原則是值得的。因為,歸根結底,你們會讓自己的國家被欺負到放棄履行國際承諾嗎?”

孟晚舟被捕前一個月,美國政府已經開始為追查華為高管公開做準備工作,並做了說辭鋪墊。

11月1日,時任美國司法部長Jeff Sessions在華盛頓舉行的記者招待會上公佈了特朗普政府所謂的“中國倡議”。 Sessions先生表示,美國司法部將對在與美國公司競爭時違法的中國公司加大執法力度。支持Sessions的還有紐約東區聯邦檢察官Richard Donoghue,正是他的辦公室牽頭處理孟晚舟及華為案件。

美國寶維斯律師事務所去年3月在一份法律文件中寫道,“中國倡議”是首次利用美國的《反海外腐敗法》來實現政治目的,“與司法部歷來不涉及政治的做法大相徑庭”。

美國空軍退役將領Robert Spalding此前曾在白宮國家安全委員會負責處理中國問題。他表示,孟晚舟被捕符合特朗普政府為確保“司法部和聯邦調查局能夠放開手腳”對中國公司或個人妥善執法做出的一些改變。

Spalding在接受某次採訪時說道,多年來,每當“涉及到中國公司或中國個人,尤其是那些與孟晚舟地位相似的人”,美國歷屆政府都沒有執行商業欺詐和腐敗相關法律。 “美國發生的變化是,特別是2018年以來,開始允許司法部和聯邦調查局切實地對中國相關方發起訴訟,因此,也是首次允許這些部門(對相關方)履行職責。”

根據加拿大皇家騎警出具的一份與引渡請求有關的宣誓書中記載的美方信息,沒有跡象表明孟晚舟知道逮捕令,但她自2017年3月以來就沒有去過美國。一年多後,紐約於2018年8月22日對孟晚舟發出了一個逮捕令。加拿大皇家騎警告訴法庭,美國官員認為,從2017年4月開始,華為就意識到美國正在對其進行刑事調查。

美國政府從未解釋過一件事,那就是逮捕孟晚舟的時間問題。

逮捕令發出三個月後至12月1日於溫哥華被捕之前,孟晚舟去過六個與美國有引渡條約的國家,包括英國、愛爾蘭、日本、法國、波蘭和比利時,也曾於2018年10月8日去過加拿大。

引渡案中提交的法庭記錄顯示,美國告訴加拿大(包括加拿大皇家騎警和司法官員),華為高管在溫哥華停留期間,需要對其緊急逮捕,​​但沒有解釋為什麼他們沒有在去年早些時候扣押她。

美國簽發了臨時逮捕令,這意味著應當立即扣押孟晚舟。 “除非12月1日(星期六)在加拿大臨時逮捕孟晚舟……否則,要確保她能出現在美國接受起訴,即使不是不可能,也是極其困難的。”美方的請求如是稱,並指出華盛頓與北京沒有引渡條約。

孟晚舟計劃過境溫哥華之後,下一站要去的是墨西哥城、哥斯達黎加和阿根廷。這三個國家都與美國簽訂了引渡協議。

引渡專家表示,華盛頓很少針對個人而不是公司提出違反制裁的刑事指控。專門處理國際欺詐和腐敗案件的美國律師Eric Lewis表示,“孟晚舟極有可能只是執行公司政策,對這一類型的案件,一般的慣例是不起訴個人,而是對涉事公司罰款。”

例如,2018年6月,華為的競爭對手瑞典電信設備製造商愛立信與美國政府就該公司違反對蘇丹的製裁達成和解,同意支付超過14.5萬美元。 2019年9月,該公司還宣布,第三季度業績將損失12億美元,用於繳納美國針對包括中國在內的六個國家腐敗指控的長期調查中的罰款。

前財政部官員Smith先生也認為,美國很少針對個人,但他表示,在孟晚舟案中,這麼做是有理由的。他說道:“這是對相關銀行高管和政府官員的故意欺詐。這就是(這件事)與大多其他案件的不同之處。”

至於為什麼在發布孟晚舟逮捕令後,美國選擇加拿大,而非其他九個國家中的任何一個,Lewis表示,美國政府可能認為加拿大政府是最有可能採取逮捕行動的。

“我只能推測,美國認為(加拿大)是其最坦誠、最可靠的盟友。”他表示。 “南美的法律體係比較形式化,可能拖延引渡程序……歐盟各國可能不太願意涉足具有政治或戰略色彩的訴訟。”

一位墨西哥高級官員告訴《環球郵報》,雖然墨西哥與美國簽訂了引渡條約,但墨西哥不會接受逮捕孟晚舟的請求。

前自由黨副總理John Manley稱,加拿大本可以以“創造性的不適任”為由拒絕逮捕孟晚舟,允許其前往墨西哥。

他在本週的一次採訪中表示:“我們從一開始就應該行使我們的自由裁量權,我們根本就不應該逮捕孟晚舟”。隨後,他又補充道,認為加拿大可以根據引渡法行使自由裁量權,拒絕美國的拘捕請求。

Manley稱,他不確定孟晚舟是否是特朗普政府地緣政治遊戲的一枚棋子。 “但我覺得是這個味道,我覺得有種‘我們來釣條大魚,以獲得最大籌碼’的味道。”

但前樞密院書記長(加拿大聯邦公共服務的最高職位)Mel Cappe則表示,他認為加拿大當時不可能像Manley所說的那樣放孟晚舟走。 “我認為不可能那樣做。你們要么相信法治,要么不信。如果相信,就應該執行。”

他表示,如果當時真的提前知道了要逮捕孟晚舟一事,也不認為當時有提前知會總理的義務。 “為什麼要把這變成總理處理的問題?”

就目前的情況來看,特魯多可以說,這一行動是執法官員而非政界採取的。 Cappe先生表示:“如果有人因我們依法辦事、值得信賴而控訴我們,我會以此為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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