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別時容易見時難，分離二十一個月了，何日相聚？念、念、念、念！”
這段深情款款的話，出自左權將軍寫給妻子劉志蘭的家信中。可惜，在左權犧牲前，這對夫妻都未能再見一面，成了極大的遺憾。
劉志蘭聽到噩耗之時，整個人崩潰大哭，往後很長一段時間都陷入鬱鬱寡歡中，直到6年後才平復情緒，改嫁給了左權生前的秘書陳守忠。
後來的多年裡，劉志蘭及再嫁的丈夫都非常低調，直到大運動時期，才重回公眾視野。
只是這次並非什麼好事，夫妻都參與了山西省的奪權，導致自身多個方面都受到影響，著實令人唏噓。
值得一提的是，劉志蘭對左權的態度即便過了幾十年還是一樣，晚年仍在為他恢復名譽而奔走。
劉志蘭1917年出生於北京，家境優越，自幼受到了很好的教育。 1935年末，正在北師大女附中讀書的她，積極參與“一二九運動”，當選為民先隊長。
因為劉志蘭長相清秀，寫得一手好字，性格也很活潑，當時就被大家稱為校花，在這群進步青年中有一定的號召力。
一二九運動雖然遭到軍閥的殘酷鎮壓，但也促進了抗日救亡運動的開展，之後有眾多人才紛紛湧向延安，其中就包括了劉志蘭。
她與浦安修等同學結伴而行，到達延安後被這裡的一切給震驚到了。
原來真的有這樣一群人，為了理想、為了國家，可以放棄舒適的生活，哪怕目前條件非常艱苦，他們也沒有放棄心中的希望。
劉志蘭被這一幕幕觸動到了，出身商賈的她最初過不慣如此清貧的日子，不過還是堅持了下來。
她先是被安排到干部培訓學校學習，畢業後分配至北方局婦委工作，同時也擔任陝北公學校教導員。
1939年初，劉志蘭去往太行山做宣傳，大會上那英姿颯爽的身影，引起了朱德的注意。
朱老總想到，自己的好戰友一把年紀了尚未娶妻，便生出撮合的心思。
在朱老總的安排下，劉志蘭與左權見了一面，本來她以為對方是大老粗，結果見面後就改變了刻板印象。
左權一直彬彬有禮，說話間也是引經據典學識淵博，讓劉志蘭內心隨即生出一份好奇。
感情這東西，只要有了解的興趣，就能談得下去。
在之後的接觸中，劉志蘭才知道左權的身份，他是八路軍副參謀長，早年曾在黃埔軍校第一期、莫斯科中山大學、蘇聯伏龍芝軍事學院學習過。
一個職務高、能力強、有學識的男青年，放在任何一個時代都充滿了吸引力，所以劉志蘭很快確定自己的心思，兩人於1939年4月舉行了簡單的婚禮。
劉志蘭之前想過八路軍的高級將領會很忙，沒想到自己的新婚丈夫會那麼忙。
兩人雖然住在一起，但難說幾句話，想見一起吃飯都成奢望。經常是劉志蘭已經睡下，左權才處理完公務回家。
這時的劉志蘭才20出頭，多少有些女孩子心性，會忍不住抱怨丈夫。左權也知道自己虧欠妻子，每次就笑呵呵聽著數落。
婚後一年，兩人的女兒出生，在彭老總的提議下，取名為“左太北”。初為人父的左權很高興，但他工作的腳步依然無法停下。
這就使得劉志蘭要一個人照顧孩子，抱怨無可避免地增多，左權對此心懷歉意，百團大戰前特意抽空回了趟家。
他安慰了委屈的妻子，又趕緊給女兒換尿布、餵米湯，做完這些後又立馬干家務活，臉上始終帶著笑容。劉志蘭看出他的疲憊，心裡的怨氣也平息了不少。
後來的百團大戰，左權每日要配合彭老總處理各支部隊的信息，難得回家一次。
等大戰暫緩，左權預料到日寇會瘋狂反撲，就將妻女送回了延安。
臨行前，左權萬分不捨，特意請部隊攝影師為一家人拍照，沒想到的是，這是他們最後的合影。
1942年5月25日，左權為了掩護戰友撤退，不幸犧牲。
消息傳到劉志蘭耳中時，她不敢相信，立馬去找朱老總，希望這只是假消息。然而朱老總不在，她只看到一封彭德懷發回的電報：“十字嶺激戰，總部被圍，左權失踪”。
見是“失踪”，劉志蘭心存僥倖，找到了正在養病的林總詢問這是什麼意思。
林總看她難過，就含糊地回答可能是很難再見到了，劉志蘭聽明白了背後的意思，當晚一個人蹲在窯洞外崩潰大哭。
這時忙完公務的朱老總趕了過來，好生安慰一番後，劉志蘭強忍住了痛苦。
不久劉志蘭在《解放日報》上發文悼念：
為了革命我貢獻了一切，包括我的丈夫。你所留給我的最深切的是你對革命的無限忠誠，崇高的犧牲精神，和你全部的不可泯滅的深愛。我將學習你，繼承你的遺志奮鬥……
在度過了一段悲傷的日子後，劉志蘭決定脫離丈夫生前的圈子，以免觸景生情，就靠自己的能力繼續工作。
6年後，劉志蘭才徹底鼓起勇氣開始新的生活，嫁給了左權生前的秘書陳守忠，這段婚姻得到了組織的祝福。
新中國成立後，劉志蘭和陳守忠在包頭工作多年。 1960年，陳守忠調到山西，劉志蘭也跟隨前往太原，擔任山西農工部副部長。
本來按照正常情況，她是可以跟陳守忠安然度過一生的，奈何大運動的到來改變了一切。
1966年，山西的造反派非常活躍，嚴重威脅著社會穩定。 1967年，曾任山西副省長的劉格平奉江某的命令，回到山西抓緊奪權。
隨即劉格平成為山西省革委會主任、核心小組組長、省軍區第一政委，劉志蘭和丈夫陳守忠都是核心小組的成員。
劉格平主要就是依靠核心小組向山西省委第一書記衛恆奪權，使後者遭遇很大的迫害，作為小組成員，劉志蘭和陳守忠也涉及其中。
然而，山西省革委會獲取到權力後，內部又進行了分裂。
劉格平與副主任張日清因理念不同產生很大矛盾，造反派也隨之分裂成兩部分，經常發生大規模械鬥，整個山西的局勢都越來越混亂。
在此情況下，中央出手喊停，劉格平被叫到北京開會，受到週總理點名批評，此後也長期留在北京學習。
那些跟隨劉格平的人，馬上也受到影響，劉志蘭和陳守忠雙雙被隔離審查。
這件事，算是劉志蘭履歷上的一個污點，也影響到了她的生活待遇，實屬一大遺憾。
不過，她有一點很令人敬佩的是，對左權始終還有很深的感情。
左權在1932年就被“左”傾領導人扣上了“托派”的帽子並受到留黨察看處分，往後十年征戰生涯，一直到犧牲，這兩點都沒有被徹底摘除。
劉志蘭1979年翻閱左權檔案時發現了這些過往，立即寫信給中央組織部希望平反。
總政答复她說，當年左權將軍犧牲時，中央以及所有領導人都給出了很高的評價，已算平反過了。
1982年，劉志蘭再次給中央寫信，希望取消掉左權“留黨察看”的處分，這次中央有關部門終於出具文件，撤銷“留黨察看”處分，並且對左權受左傾路線打擊迫害一事予以平反。
1985年，《左權傳》出版，經劉志蘭邀請，陸定一在序中說明左權被誣為“托派”一事的始末。
左權總算是恢復了清白，劉志蘭即便改嫁，也沒有負了左權將軍，也是個深情的人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