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志恆/文
12月10日至11日，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召開。會議總結2025年經濟工作，分析當前經濟形勢，部署2026年經濟工作。
總體上看，會議坦誠務實、基調積極，既充分認識困難又看到是發展和轉型中的問題，舉措注重務實可行，着眼目標在於穩增長、優結構，同時高度強調民生為大。會議在延續前期“更加積極有為”宏觀政策導向和“高質量發展”主線的基礎上，更突出三個取向：一是更強的問題導向和底線思維，直面“供強需弱”“風險隱患較多”等現實矛盾，對房地產、地方債、新就業形態、極端天氣等給出更細化的應對路徑；二是更明確的結構性與制度性安排，通過“條例”“綱要”“配套法規”“試點”等抓手，把全國統一大市場、能源強國建設、民營經濟發展、地方稅體系完善等推向更具約束力和可操作性的階段；三是更重視預期管理和政策協同，不僅強調“增強宏觀政策取向一致性”，還把經濟與非經濟、存量與增量政策一體納入評估，健全預期管理機制，通過制度化安排來穩定信心、引導預期。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延續了此前政治局會議的重大判斷和政策取向，充分肯定今年和過去五年的成績，在政策基調上，繼續強調實施更加積極有為的宏觀政策，財政政策更加積極、貨幣政策適度寬鬆。
一、總體形勢判斷：肯定成績，也看到“老問題、新挑戰仍然不少”，同時認識到“發展中、轉型中的問題，經過努力是可以解決的”
會議充分肯定今年和“十四五”時期經濟社會發展取得的成績，強調“我國經濟頂壓前行、向新向優發展”“‘十四五’即將圓滿收官，第二個百年奮鬥目標新征程實現良好開局”。2025年，中國經濟在內外部風險挑戰中表現出強勁的韌性：一是出口好於預期，在嚴峻的外部環境下，中國出口延續了“十四五”期間的強勁態勢，佔全球出口份額總體持續提高；二是資本市場的表現好於預期，資本市場制度改革和風險偏好的提升帶動股市顯著走強，尤其是科技股漲幅明顯。2025年經濟前三季度同比增長5.2%，預計四季度GDP同比增長4.6%，全年大概率能夠實現5%的增長目標。
形勢判斷上，會議指出“我國經濟發展中老問題、新挑戰仍然不少，外部環境變化影響加深，國內供強需弱矛盾突出，重點領域風險隱患較多”，但同時強調“這些大多是發展中、轉型中的問題，經過努力是可以解決的”，“我國經濟長期向好的支撐條件和基本趨勢沒有改變”。
2026年中國經濟面臨多重風險挑戰：從外部環境看，關稅戰可能反覆和升級，不僅直接衝擊出口，還可能向科技戰、金融戰延伸，抬升中國企業獲取關鍵技術、海外融資和全球市場的難度；地緣政治局勢複雜多變，可能引發資本外流和匯率貶值壓力，制約國內政策空間，同時若衝突波及能源主產區，將推動輸入性通脹，擠壓企業利潤。從內部結構看，房地產市場調整進程可能偏長，即使觸底回升斜率也較緩，房企債務風險將考驗銀行體系資產質量，並拖慢建材、家居等相關行業需求恢復；地方政府債務壓力制約財政支出能力，部分地區可能壓縮基建投資和公共服務供給，削弱中央政策傳導效果。從動能轉換看，新興產業從技術突破到商業成熟需要時間，若部分領域出現內卷式競爭、配套政策與基礎設施滯後等問題不及時解決，新興產業或放緩資本開支和研發投入，其對整體經濟增速、就業吸納和全要素生產率提升的貢獻可能偏低，難以完全對沖房地產和部分傳統產業回落所帶來的壓力。但是也要對中國經濟的中長期前景保持戰略定力與信心，在積極應對短期挑戰的同時，牢牢把握我國超大規模市場、完備產業體系、持續推進科技創新和改革開放等深層優勢。
方法論層面，會議提煉出一組新的規律性認識：“必須充分挖掘經濟潛能，必須堅持政策支持和改革創新並舉，必須做到既‘放得活’又‘管得好’，必須堅持投資於物和投資於人緊密結合，必須以苦練內功來應對外部挑戰”，既回應了當前內外部壓力，也為下一階段政策和改革提供了原則遵循。這組表述突出了三個重要着力點：一是通過更有力度的宏觀政策和深化改革，打通制約內需釋放、要素流動和創新轉化的堵點，把潛在增長轉化為現實增長；二是在堅持市場化、法治化方向的前提下，加強監管和規則供給，實現“放活”與“管好”的統一，防止無序競爭和風險累積；三是把傳統意義上的實物投資（基礎設施、先進制造業、新型能源體系等）與對人力資本的長期投入（教育、醫療、技能培訓等）統籌起來，把改善民生與提升生產率更緊密結合。與此同時，通過“苦練內功”提高自主創新能力和產業鏈供應鏈韌性，更好應對外部環境的不確定性和不穩定性，為實現明年經濟工作目標和“十五五”良好開局提供了方法指引和實踐路徑。
二、政策基調延續“更加積極有為”，政策目標淡化應對外部衝擊、強調國內統一大市場建設，政策工具注重存量增量協同
會議提出：“實施更加積極有為的宏觀政策，增強政策前瞻性針對性協同性，持續擴大內需、優化供給，做優增量、盤活存量”“發揮存量政策和增量政策集成效應，繼續實施更加積極的財政政策，繼續實施適度寬鬆的貨幣政策”。
在政策基調上，會議延續了宏觀政策“更加積極有為”、財政政策“更加積極”、貨幣政策“適度寬鬆”的表述，充分體現了政策的穩定性和連續性。2025年中央經濟會議關於宏觀政策取向的表述與2024年一致，為市場主體提供了穩定明確的政策預期，政策基調的連續性為經濟平穩運行提供堅實保障，彰顯了中央應對複雜形勢的戰略定力。
政策目標相對淡化了應對“外部衝擊”，體現應對風險挑戰的戰略自信和政策“以我為主”的導向。2024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明確提出要“防範化解重點領域風險和外部衝擊”，將外部衝擊作為重要風險點；而2025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沒有提及防範“外部衝擊”，而是強調“更好統籌國內經濟工作和國際經貿鬥爭”。這一表述調整並非忽視外部壓力，而是基於現實經濟表現的充分自信：2025年面對高關稅壓力和複雜的外部環境，中國出口展現出極強韌性，2025年1-11月出口仍實現了5%以上的累計增速。這是中國完整產業鏈體系和強大供給能力的體現。正是基於我國產業鏈的韌性，政策制定更能堅持以我為主，從“防範外部衝擊”的相對被動態勢轉向“統籌國內經濟工作和國際經貿鬥爭”的主動應對，充分體現應對風險挑戰的戰略自信和從容姿態。
政策目標強調“縱深推進全國統一大市場建設”，延續了《“十五五”規劃建議》的安排，凸顯了發揮超大規模統一市場優勢在應對複雜形勢中的戰略地位。統一大市場的內涵包含兩個維度：“統一”強調商品順暢流通、要素市場化配置；“大市場”強調供需同步擴容與規模經濟效應。統一大市場意味着要我國要在超大人口規模基礎上形成超大內需市場，這是民生福祉的直接體現，也能夠降低經濟增長對外需的依賴，增強發展的自主性和穩定性。超大規模的供需市場可使我國在全球供應鏈中佔據更重要地位，推動我國從“世界工廠”向“世界市場”轉變，在構建更加平衡的國際經濟關係中發揮樞紐作用。
推進全國統一大市場建設要從完善統一的市場規則和重塑地方政府行為的激勵機制兩個方面出發。
一是建立公平的市場規則和競爭環境，堅持法治化原則，對各類企業一視同仁、平等對待。會議提出“制定全國統一大市場建設條例”、“完善民營經濟促進法配套法規政策”、“加緊清理拖欠企業賬款”，這些舉措都指向營造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
二是重塑地方政府行為的激勵機制，減少地方政府不當干預市場運行的動機，這要求推進財稅體制改革。當前部分地方政府存在通過稅收優惠等手段過度開展招商引資競爭的傾向；且因土地供應權限和公共服務供給職能主要落在地方，土地、勞動力要素也未能完全實現市場化配置，阻礙了全國統一大市場建設。造成上述現象的重要原因在於地方政府承擔過多支出責任但財力有限，傾向於通過“以地招商”、“政策競爭”等方式吸引投資、培育稅源。解決這一問題需要深化財稅體制改革：一是在收入層面適度增加地方自主性財力，會議提出“健全地方稅體系”。二是優化央地事權和支出責任劃分，適當上移支出責任至中央，強化中央政府在土地供應、基礎設施投資、社會保障等領域的統籌職能，增強中央政府在統一大市場建設中的作用。三是改革稅收分享原則，推進增值稅分享由生產地原則向消費地原則轉變，或採取生產地與消費地相結合的分享方式；完善企業所得稅分享機制，探索按企業實際經營活動發生地而非單純註冊地分配稅收使稅收收入分配更加合理地反映各地的經濟貢獻。這些改革有助於減少地方政府圍繞企業註冊地和生產布局開展的政策優惠競賽，引導地方政府從搶項目、拼優惠轉向優化營商環境，促進統一大市場建設。
政策工具方面，會議提出“做優增量、盤活存量”、“發揮存量政策和增量政策集成效應”。盤活存量政策的重點在於挖掘沉澱資源、提升政策傳導效率。其一，盤活存量資金與資產。加大對財政結轉結餘資金的清理統籌力度，積極盤活行政事業單位及國企的閑置資產，利用REITs等工具讓“沉睡”資產產生現金流，騰挪財政空間。其二，優化信貸存量結構。引導金融資源從低效領域和殭屍企業退出，精準投向科技創新與綠色發展；完善存量房貸利率動態調整機制，切實降低居民負債壓力，釋放消費潛力。其三，鞏固結構性減稅降費成果。確保存量留抵退稅、研發費用加計扣除等政策精準落地，穩定企業預期。其四，整合優化各類產業補貼與扶持基金，清理“小散亂”項目，將資金集中起來，聚焦於國家戰略急需的關鍵產業鏈和“卡脖子”技術環節。
2026年可以儲備的增量政策工具依然較多。其一，根據形勢的需要動態調整預算，尤其是當稅收收入和土地出讓收入不及預期時要及時增加預算，擴大財政支出，穩定經濟增長，避免居民收入和消費能力受房地產持續調整的影響。其二，消費品以舊換新補貼從商品消費調整到服務消費，促進服務消費發展。其三，啟動新一輪有效益的投資計劃，重點支持東部地區、重點考慮投資效益，資金來源為法定債務而非擴張隱性債務。其四，探索增發國債在中央層面成立“房地產穩定基金”。先期規模可在2萬億元左右，專項用於保交房、收購房企存量閑置土地等，緩解房企流動性壓力，以堅定不移的決心並釋放強烈的信號推動房地產市場“止跌回穩”。其五，推動“國資—財政—社保”聯動改革，在不增加財政負擔的基礎上，增加國資收益上繳財政並專項用於社保體系建設，提高城鄉居民養老金待遇，降低其預防性儲蓄需求、釋放消費潛力。2024年全國城鄉居民養老金平均月均為243元，明顯低於農村低保水平（600元/月左右），如果提高到低保水平，則需要7000-8000億資金。該部分資金如果從一般公共預算支出，則增加財政負擔，因此可以發揮公有制經濟的優勢，加大國資上繳財政並用於社保建設。
三、財政政策更加積極：支出強度有保障、結構要優化、重視解決地方財政困難，積極有序化解地方債務風險
會議提出“要繼續實施更加積極的財政政策”“保持必要的財政赤字、債務總規模和支出總量”“優化財政支出結構”“積極有序化解地方債務風險”等。
第一，為何要繼續實施更加積極的財政政策？明年財政政策的基調仍是更加積極，這既是落實中央《“十五五”規劃建議》“實施更加積極的宏觀政策”“發揮積極財政政策作用”的要求，也是當前擴大需求的需要，同時保持了政策的連續性穩定性，有利於穩定市場主體的預期。為進一步擴大內需、提振消費、穩定房地產市場，有必要以更大力度的財政政策來穩定經濟和社會就業，為新舊動能轉換贏得更多的時間。財政“投資於人”、進一步改善民生福利，釋放潛在的消費需求，以及財政“投資於物”、保障“十五五”開局之年的重大項目建設落地，都要求有更大力度的財政支出強度做保障。
第二，更加積極要求財政支出強度有保障：赤字率預計不低於4%，新增債務規模將繼續提高，建議財政擴張程度要足以抵消房地產下行的收入缺口、化債佔用的資源和城投債凈償還的收縮效應。既要看到當年新增債務規模對經濟的支持力度，充分肯定財政是積極的、財政在穩定經濟增長、優化經濟結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同時也要看到近年來稅收收入不及預期、房地產持續調整導致土地出讓收入大幅下行、城投債凈融資規模明顯下降，制約了積極財政的支出增速進一步提高。綜上，建議2026年財政赤字率不宜低於2025年，低於則可能引發市場對於政策退坡的預期，同時新增債務總規模有必要提高到15萬億左右，其中一般公共預算支出有必要達到或者接近名義GDP增速5%左右。財政在堵住隱性債務後門的同時要更大力度打開前門，赤字和專項債等當年新增債務規模的量在彌補城投債縮量、土地出讓收入下行產生的缺口之後，要確保用於當年經濟發展的財政支出力度高於往年，避免赤字規模增加與財政實際支出規模增速下行並存的局面。
第三，支出結構進一步優化，進一步優化地方政府專項債券用途管理。近年來我國財政支出結構持續優化，一般公共預算中醫療、教育、養老、住房保障支出的佔比接近40%，佔比持續提高。這是財政在落實中央提出的“投資於人”，推動更多資金用於公共服務。“投資於人”與“投資於物”尤其是高度重視“投資於人”，核心是落實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理念，客觀上有利於解決居民後顧之憂、進而提振消費，同時這也是提高財政資金使用效益的重要方式。優化財政支出結構預計財政資金的投向將實現從重視投資到投資消費並重、從重視供給到供給需求並重、從重視企業到重視企業家庭並重，進一步向居民端和民生保障傾斜，提高育兒補貼金額、延長學前教育免費年限、進一步提高城鄉居民養老金，修復居民部門資產負債表。同時，會議提出要優化地方政府專項債券用途管理，這是繼去年底中央深化地方專項債“自審自發”和投向“負面清單”管理改革後的再次改革。專項債的用途今年範圍明顯擴大，解決了過去存在的專項債資金沉澱用不出去的問題、讓專項債落地並形成項目投資，但同時在部分地區產生了專項債使用效率偏低的問題，因此有必要將專項債真正用到能產生效益的領域。
第四，重視解決地方財政困難，兜牢基層“三保”底線，抓住地方政府這個核心主體、恢復地方政府發展經濟的能力和積極性是解決當前經濟問題的當務之急。當前部分地方政府財政困難主要體現在收支矛盾突出，收入端房地產調整導致缺口明顯增加，支出端“三保”支出佔比較高、可統籌的財政資金偏少。有必要通過以下方式解決地方財政困難：其一，對於近年來房地產持續調整導致的地方財政收入缺口，加大中央轉移支付或者提高地方債務限額予以彌補，恢復地方政府發展經濟的能力和積極性。只有進一步提高新增債務額度，才能堵住房地產深度下行導致的地方財力缺口，由此地方政府發展經濟的能力和積極性才能得到較好恢復，地方政府才能更好落實中央宏觀調控政策，才能避免對企業“前清後欠”，真正改善營商環境。充分恢復地方政府發展經濟的能力已成為中國經濟穩定運行的關鍵力量，進而由地方政府帶動企業和居民的積極性，推動企業和居民行為從防禦走向擴張。其二，中長期要深化財稅體制改革，將社會保障、公共安全、環境保護、食品藥品監督管理、跨區域的基礎設施建設等事權和支出責任逐步上收到中央和省級政府，降低地方政府的支出責任，解決其支出壓力。其三，健全地方稅體系，擴圍消費稅到高污染高耗能行業和高端服務業等並將消費稅儘快下劃給地方政府，同時研究開徵遺產稅贈與稅等作為地方稅。
第五，優化實施“兩新”“兩重”，進一步提高財政資金提振消費和投資的效果。今年中國經濟在內外部風險挑戰的形勢下仍保持了較強的韌性，重要原因就是“兩新”“兩重”的實施，但同時要進一步優化實施方式，更好地促進消費、擴大投資。其一，“以舊換新”有必要從對耐用消費品的補貼轉向對服務消費的補貼，能夠避免耐用消費品的消費透支效應，還能促進服務業繁榮和相應就業改善；其二，儘可能擴大對支持服務消費的行業範圍，減少對特性行業的選擇，增強普惠性，避免對市場配置資源的扭曲效應；其三，額度分配儘可能根據各地實際需要，避免部分區域額度過剩、部分區域額度稀缺並存；其四，“兩重”項目優先支持前期儲備好、預期投資效益好的項目，尤其是優先支持跨區域的重大工程建設，發揮促投資、優結構的重要作用。
第六，積極有序化解地方債務風險，短期有必要優化化債方式，中長期要構建債務管理長效機制。其一，根據地方化債需要靠前使用化債額度，將“6萬億分三年、4萬億分五年”的化債方式調整為根據地方債務形勢和壓力一次性給到地方，根據需要靠前化債而非平均用力。其二，進一步提高地方債務限額，置換漏報的隱性債務。其三，根據債務投向分別使用國債、一般債、專項債置換隱性債務，優化存量債務結構。對於因為央地事權劃分不清晰導致的隱性債務，由國債置換；對於投向沒有收益的項目，用一般債置換；對於投向有一定收益的項目，用專項債置換。
四、貨幣政策適度寬鬆：降准降息可期，結構性工具力度加大，充實完善政策工具箱
會議提出：“要繼續實施適度寬鬆的貨幣政策。”預計明年貨幣政策將從四個方面發力。
第一，進一步降准降息。會議提出：“把促進經濟穩定增長、物價合理回升作為貨幣政策的重要考量，靈活高效運用降准降息等多種政策工具，保持流動性充裕”。一方面，居民消費、民間投資仍然較疲軟，降低實體經濟融資成本仍然迫切；另一方面，物價持續低迷、宏觀債務持續增長，需要保持低利率環境。此外，美聯儲已於2025年9月重啟降息周期，12月如期降息，外部環境對人民幣匯率的壓力減輕，也為國內降准降息打開了時間窗口。預計2026年仍存在1-2次降息、降准機會，降息幅度10BP，降准幅度50BP；降息或在一季度，以提振“十五五”開局之年的信心；降准或在四季度，對沖MLF到期帶來的流動性壓力。
第二，結構性工具的使用力度將進一步加大。預計將進一步加大對消費、養老、科技等重點領域的支持力度，或提高額度，擴展適用範圍；此外，或進一步增加政策性開發性金融工具的額度。
第三，持續深化貨幣政策框架改革，疏通傳導機制。預計未來改革重點包括：進一步健全短中長期搭配、有中國特色的基礎貨幣投放機制；收窄短期利率走廊的寬度，暢通政策利率傳導；完善貸款利率定價基準；完善存款利率自律上限機制等。
第四，盤活存量或是重要抓手。重點關注存量貸款結構的優化，將低效佔用金融資源領域的信貸資源騰挪出來，投向科技創新、綠色轉型、普惠小微、數字經濟等重點領域。
五、強調內需主導，實施“城鄉居民增收計劃”擴大消費，推動“投資止跌回穩”
會議提出：“堅持內需主導，建設強大國內市場。深入實施提振消費專項行動，制定實施城鄉居民增收計劃。擴大優質商品和服務供給。優化‘兩新’政策實施。清理消費領域不合理限制措施，釋放服務消費潛力。推動投資止跌回穩，適當增加中央預算內投資規模，優化實施‘兩重’項目，優化地方政府專項債券用途管理，繼續發揮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作用，有效激發民間投資活力。高質量推進城市更新。”
在定位上，擴大內需的戰略地位明顯提升。2024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將“大力提振消費、提高投資效益，全方位擴大國內需求”作為重點任務闡述；2025年則明確強調內需的“主導”作用，並強調“建設強大國內市場”，這與“縱深推進全國統一大市場建設”的目標相呼應。“堅持內需主導”不僅是經濟工作的重點任務，更是通過建設強大國內市場,在複雜國際環境中保持戰略主動、增強經濟韌性的根本依託。
內需分為消費和投資兩方面，提振消費政策將從提高消費能力和意願、優化消費環境和條件、推動供需適配三個維度系統發力。
在提高消費能力和意願方面，2025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明確“制定實施城鄉居民增收計劃”，這需要從收入分配、社保體系出發綜合施策。一方面，提高居民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佔比。主要通過國企上繳財政並轉移支付給居民、鼓勵企業建立工資正常增長機制、提高糧食收購價格保障農民收益、推動上市公司加大分紅力度等方式實現，切實提高居民的消費能力。另一方面，要完善社會保障體系增強消費意願。重點是提高城鄉居民養老金水平至低保水平，儘快加大國資上繳財政比例並專項用於提高城鄉居民養老金。
在消費環境和條件方面，會議提出“清理消費領域不合理限制措施，釋放服務消費潛力”，抓住了當前制約消費的制度性障礙。此外，優化假期制度也是改善消費條件的重要舉措：增加重陽、七夕等假期，優化調休制度，落實好勞動者休息休假權利，有助於創造更多消費時間和消費場景，促進文旅、餐飲等服務消費發展。
供需適配方面，會議提出“擴大優質商品和服務供給”，重點在於推動商品消費升級和補齊服務供給短板。在商品消費領域，隨着居民收入水平提高，對商品質量、品牌、個性化的需求不斷提升，需要引導企業增加中高端商品供給，提升產品品質和附加值。服務消費領域則普遍存在供給短板。在養老服務方面，根據民政部數據計算，2023年我國每千名65歲以上老人對應的註冊登記的養老床位數為24張，仍低於美國（29張）、日本（28張）。但同時養老床位使用率只有50%左右，這反映出養老服務的供給質量存在較大提升空間。在文體設施方面，國家體育總局數據顯示，截至2024年底我國人均體育場館面積為3平方米，遠低於發達國家。在旅遊住宿方面，市場監管有待增強、部分地區配套設施不完善、同質化競爭激烈、高品質個性化產品供給不足等問題也較為突出。
投資方面，擴大投資的政策目標從“提高效益”轉向強調“推動投資止跌回穩”。2024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提高投資效益”，2025年則明確“推動投資止跌回穩”的目標。2025年第三季度以來，固定資產投資增速持續回落：房地產投資仍在下行，製造業和基建投資增速也顯著下降。將“推動投資止跌回穩”作為政策目標，體現了中央對當前投資形勢的準確研判。
會議提出的投資促進方式十分全面，形成中央、地方、政策性金融、民間投資協同發力的完整鏈條。其一，會議提出“適當增加中央預算內投資規模”，強化中央財政的引領作用。近年來電力、水利等領域的中央投資有力支撐了固定資產投資增長，在當前投資下行壓力加大的背景下，中央投資需要進一步發揮關鍵支撐作用，帶動全社會投資企穩回升。其二，“優化地方政府專項債券用途管理”，通過優化專項債使用範圍和管理方式，可以減少資金閑置、提高資金使用效率，為地方重大項目建設提供充足資金保障，提升地方政府投資能力。其三，會議強調“繼續發揮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作用”，這有助於拓寬投資融資渠道，發揮政策性金融的准財政職能，在支持重大基礎設施、產業升級等關鍵領域投資的同時，也能引導社會資本參與重大項目建設、“有效激發民間投資活力”。其四，會議提出“高質量推進城市更新”，隨着我國存量住房平均房齡不斷提高，城市更新既是適應房地產發展新模式的重要方向，也是擴大有效投資、改善居民生活環境、提升城市功能品質的重要抓手，在穩投資和惠民生方面具有雙重作用。投資促進方式的全面性和系統性，有利於形成多方合力，推動投資實現止跌回穩。
六、深化資本市場投融資改革，重塑市場三大功能，服務國家三大戰略
會議提出：“持續深化資本市場投融資綜合改革”。這一提法，符合《“十五五”規劃建議》對資本市場的戰略要求，即“提高資本市場制度包容性、適應性，健全投資和融資相協調的資本市場功能”。
2026年及未來五年，資本市場改革的核心任務是：重塑市場三大功能，服務國家三大戰略。
第一，資本市場要賦能新質生產力，支撐“科技強國”。過去，由於上市標準對未盈利企業、具有差異性表決權企業的包容性不夠，導致阿里、騰訊等科技創新型企業被A股市場“拒之門外”，只能奔走美股或港股。一方面，境內投資者無法分享這些企業黃金成長期的紅利；另一方面，A股市場上盤踞着大量傳統行業企業，各類資源未能充分流向新興產業，同時寬基指數“含科量”不足，缺乏成長性。
未來，需要推動更多發展潛力強、市場空間大的科創企業進入資本市場：一是要進一步優化上市標準。完善科創企業精準識別機制，豐富評價維度，為突破關鍵核心技術的“硬科技”企業開闢IPO綠色通道，讓更多“摩爾線程”擁抱資本市場。特別要發揮出科創板改革“試驗田”的作用，優化“科創成長層”各項制度，把IPO“預先審閱機制”、存量股“詢價轉讓制度”等推廣向更多板塊，同時推動創業板新一輪改革。二是要提高行業包容度，提高對新業態的包容度。近期，“朱炳仁銅”啟動北交所上市輔導備案，有望成為北交所首家藝術品上市公司。這或許意味着資本市場與“新消費”領域深度融合，也為北交所實現錯位發展、形成市場特色提供了新機遇。此前，工信部等部門印發的《關於增強消費品供需適配性 進一步促進消費的實施方案》明確提出，要提升歷史名品、時尚潮品等優質供給水平，以消費升級帶動產業升級，更好滿足市場多元化需求。這與“朱炳仁銅”等文化消費品牌走向資本市場的發展路徑高度契合。三是大力發展區域性股權市場。完善“專精特新”企業專屬板塊建設，為企業提供股權託管、轉讓、路演推介等一站式服務，打通區域性股權市場與新三板、北交所、科創板的轉板通道，形成階梯式直接融資路徑。
第二，資本市場要促進居民財富增長，助力“共同富裕”。一是提高上市公司質量，上市公司質量不高，提高投資者回報無從談起。一方面，要嚴格執行退市制度，加速市場出清；另一方面，併購重組制度、再融資制度還將進一步優化、細化，這有利於龍頭企業整合資源、提升競爭力。二是推動上市公司主動增強投資者回報，如引導上市公司實施一年多次分紅，鼓勵“註銷式回購”常態化。三是進一步推動長期資金入市，完善“長錢長投”生態，扭轉A股市場短期波動大、投機氛圍濃的問題。
第三，資本市場要提高國際競爭力，服務“金融強國”。關鍵是要加速高水平制度型開放，實現以開放促改革、促發展。一是股票發行環節制度型開放。一方面，通過提供稅收優惠、設立“境外上市激勵基金”等方式，支持中資企業到境外上市融資；另一方面，繼續優化中國存托憑證（CDR）政策，通過設立綠色通道或特定行業優先機制吸引境外企業直接來華上市。二是股票交易環節制度型開放。優化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QFII）/合格境內機構投資者（QDII）制度和互聯互通機制；對標港股，適度延長A股交易時間至5.5小時，為給予投資者更充裕的交易窗口；積極研究有利於“價格發現”“多空博弈”的產品，如逐步引入反向ETF等工具。三是加快建設世界一流交易所。要開發具有全球影響力的股價指數、商品價格指數，並推出相應的衍生品，爭奪全球資產定價權。
七、着力穩定房地產市場，加快構建房地產發展新模式
會議提出：“着力穩定房地產市場，因城施策控增量、去庫存、優供給，鼓勵收購存量商品房重點用於保障性住房等。深化住房公積金制度改革，有序推動‘好房子’建設。加快構建房地產發展新模式。”
第一，去年會議強調“止跌回穩”，本次會議則更側重於通過供需兩端的精準匹配來維持市場平穩。其中，“因城施策”依然是核心原則，“控增量”意味着在庫存積壓嚴重的地區，政府將嚴格限制新的土地供應，從源頭上防止過剩加劇；“去庫存”則是當前的緊迫任務，旨在消化現有的積壓房源；而“優供給”則是一個新的亮點，它表明單純的減少供應是不夠的，必須提供符合當前剛性和改善性需求的高品質產品。通過調整供需結構，讓市場回歸供需平衡的健康狀態。
第二，去年會議提出“推進處置存量商品房”，本次會議則明確了“收購用於保障性住房”的路徑。政府或國有企業將收購未售出的商品房，將其轉化為配租型或配售型保障性住房。一方面，它能迅速為開發商注入流動性，緩解企業的資金鏈壓力，有效降低系統性風險；另一方面，它能快速增加保障房供給，解決新市民、青年人的居住問題，避免了重複建設的資源浪費，實現了經濟效益與社會效益的統一。
第三，會議提出“深化住房公積金制度改革”，住房金融支持體系將迎來重要變革。公積金作為職工住房保障的重要資金池，其制度的靈活性和覆蓋面直接影響居民的購房能力和意願。深化改革可能意味着打破現有的制度壁壘，例如推進公積金的異地使用、擴大公積金在租房或房屋改造中的使用範圍、甚至是調整繳存和貸款的機制以適應靈活就業人員等新群體的需求。其核心目的在於激活這部分沉澱資金，降低居民解決住房問題的門檻和成本，從需求端為房地產市場的穩定提供更有力的金融支撐。
第四，會議提出“有序推動‘好房子’建設”，標誌着房地產行業正式從“有沒有”向“好不好”的階段跨越。去年會議的重點還在於“城中村和危舊房改造”等底線民生工程，而本次會議提出的“好房子”建設，則明確了未來市場的主攻方向是高品質住宅。這不僅是對人民群眾改善居住環境、提升生活品質需求的積極回應，也是倒逼房地產企業轉型的信號。未來的市場機會將不再屬於高周轉、低質量的剛需產品，而是屬於綠色、低碳、智能、適老化的優質產品。這也將帶動建築建材、智能家居等上下游產業鏈的升級，培育新的經濟增長點。
第五，關於“房地產發展新模式”，去年的提法是“推動構建”，本次會議的提法是“加快構建”，標誌着新模式進入加速落地期。房地產行業將徹底告別過去“高負債、高槓桿、高周轉”的舊模式。房地產發展新模式包含了“人、房、地、錢”要素聯動的機制，即“以人定房，以房定地、以房定錢”，根據人口變化確定住房需求，根據住房需求確定土地供應，並配置相應的金融資源。結合前面的幾點來看，新模式將是一個保障房與商品房雙軌並行、租購併舉、注重存量盤活與品質提升的健康發展生態。通過這一模式的構建，從根本上消除房地產市場大起大落的制度性根源，實現行業的長期平穩健康發展。
八、科技創新和產業創新深度融合，強化企業主體地位，聚焦三大區域，實施新一輪重點產業鏈高質量發展行動
會議再次強調“堅持創新驅動，加緊培育壯大新動能”，並提出具體部署，以下五點需要重點關注。
一是科技創新的主體更明確。會議明確指出“強化企業創新主體地位”，未來或將進一步提高對科創企業的支持，完善企業保護制度體系。如鼓勵行業領軍企業牽頭組建創新聯合體，承擔國家科技攻關任務，突破集成電路、工業母機等重點領域的瓶頸；通過進一步提高企業研發費用加計扣除比例，加大政府採購自主創新產品力度等，提高對企業的創新支持；加速完善知識產權保護制度，完善民營經濟促進法配套法規政策等，營造有利於企業創新發展的市場環境。
二是科技創新的區域更聚焦。會議明確指出：“建設北京（京津冀）、上海（長三角）、粵港澳大灣區國際科技創新中心”，預計創新資源也將向相關地區傾斜。
三是產業發展的方向更清晰。會議提出“實施新一輪重點產業鏈高質量發展行動”，結合《“十五五”規劃建議》，預計將圍繞以下產業展開布局。傳統產業方面，包括礦業、冶金、化工、輕工、紡織、機械、船舶、建築8個產業，要推動其向高端化、智能化、綠色化轉型。新興產業方面，聚焦新能源、新材料、航空航天、低空經濟4個產業，要推動其規模擴大，發展成核心支柱產業。未來產業方面，涉及量子科技、生物製造、氫能和核聚變能、腦機接口、具身智能、第六代移動通信6個產業，要加快形成新增長點。
四是服務業也是新動能的重要組成。會議明確：“制定服務業擴能提質行動方案”。直播電商、策展零售、主題公園、特色商場等消費新場景新業態，雖然屬於服務業，但能以需求為牽引，促進產業升級轉型，實現供需高水平動態平衡。
五是人工智能大發展的同時也要完善“人工智能治理”。隨着人工智能（AI）在工業製造、醫療及教育等領域的加速滲透，也產生了越來越多關於AI安全性、可控性、公平性的質疑。預計明年將更加重視AI治理體系建設，持續完善數據安全、個人信息保護等方面的法律法規，使AI發展更加安全可控、公平普惠。
九、堅持民生為大，制度性提升就業、教育、醫療、生育等公共服務
會議重申了12月8日政治局會議提出的“民生為大”的根本原則，更在具體執行層面提出了若干具有突破性的制度安排。
一是就業方面，最引人注目的舉措是“鼓勵支持靈活就業人員、新就業形態人員參加職工保險”，意味着國家試圖打破傳統“單位就業”與“靈活就業”在社保待遇上的二元壁壘。以往靈活就業群體多參加居民社保，待遇相對較低，而此次明確提及“職工保險”，預示着未來可能出台具體的政策通道或補貼機制，讓外賣騎手、網約車司機等新業態勞動者能夠以更低的門檻享受與企業職工同等水平的養老和醫療保障。
二是教育方面，會議明確提出“增加普通高中學位供給和優質高校本科招生”，直接回應了家長對於“中考分流”的焦慮以及對高質量高等教育的強烈需求。與此同時，“推進教育資源布局結構調整”則是一項適應人口變動的長遠舉措。隨着城鎮化進程和少子化趨勢推進，人口在空間上的分布將發生巨大變化，這一舉措意味着未來教育資源的投入將不再是簡單的總量增加，而是根據人口流動的方向進行物理空間上的“騰挪”，解決“城擠鄉空”的矛盾，確保教育資源跟着人走。
三是醫療和養老方面，政策重心從單純的服務供給轉向了支付機制的改革與完善。會議提出的“推行長期護理保險制度”是應對深度老齡化社會的關鍵舉措。通過建立獨立的籌資機制，為失能老人的照護提供穩定的資金支持，這將極大減輕家庭的經濟和照料負擔。同時，在醫療方面，“深化醫保支付方式改革”與“優化藥品集中採購”並行，旨在通過精細化的管理手段倒逼醫療機構規範診療行為，控制醫療費用不合理增長，從而確保醫保基金在人口老齡化背景下的長期可持續性，讓群眾看病更實惠。
四是人口和生育方面，會議不僅提出了“努力穩定新出生人口規模”這一目標，更提出了“倡導積極婚育觀”的舉措。“穩定新出生人口規模”將人口問題提升至“總量安全”的高度：如果新生人口持續大幅下滑，未來勞動力供給、養老負擔、創新活力都會受到衝擊；要通過系統性的政策組合，讓新生兒數量在一個相對可預期、可承受、可持續的區間內波動，從而為經濟社會長遠發展留住足夠的人口基礎和人力資本空間。“倡導積極婚育觀”說明政府意識到當前低婚育意願背後有更深的觀念變化，例如對婚姻質量的更高要求、對育兒成本和個人發展空間的擔憂、對女性職業與家庭衝突的焦慮等；要通過改善公共服務、職場環境等配套制度，構建“生育友好型社會”，讓年輕人敢婚、願婚、樂於在可承受的前提下生育。
（作者為粵開證券首席經濟學家、研究院院長）
責任編輯：劉錦平 主編：程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