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楊牧
我老家是四川渠縣的，1964年，因為一些莫須有的原因，我在四川老家失去了教師工作。
這時正好有一位同學兼朋友鄧先映剛從新疆回來，他因為有了更好的去處不想再回新疆了。
我願去新疆碰碰運氣，他寫了一封介紹信讓我帶着去找他的一位同鄉朋友，看能不能在那裡落腳找到一份工作。
就這樣，我和同鄉姜大哥一起坐上了開往新疆的火車。我們先到了烏魯木齊。
姜大哥很快找到了去阿勒泰的車，而我則擠在氣味難聞、人滿為患的長途汽車站，幸運地搶到了一張去伊犁方向的“加票”。
其實，我並非要去伊犁，而是要去一個叫安集海的地方，尋找那位“朋友的朋友”——我其實根本不認識的蒲心安。
汽車在荒涼的戈壁上顛簸，窗外的景象一片枯黃。
到了安集海，那是一個像巨大焦黑鍋底的地方。我找到了蒲心安，他是一位善良的商店保管員，也是“盲流”來的四川老鄉。
他收留了我，讓我住在公路對面簡陋的客棧里。房間里臭蟲、老鼠橫行，但那是我在新疆的第一個落腳點。
蒲心安幫我聯繫附近農場的工作，但等了好幾天都沒有結果。看着他用微薄的工資負擔我的食宿，我心裡越來越不安。
想着自己多少天了都沒有着落，一顆淚珠潸然落下(我永遠記得，那是我到新疆流下的第一滴淚）。
最終，我決定不再等待，要自己向西邊去碰碰運氣。
蒲心安沒有強留，只是鄭重叮囑我：“不管到哪裡，一定留夠發電報的錢。收到電報，我就給你匯錢。”
帶着這份沉甸甸的溫情，我搭上了一輛過路卡車，打算去精河。
沒想到司機在烏蘇吃飯時，把我甩下了。站在陌生的街頭，我倍感無助。
但我不甘心，一番周折後，我攔住了一輛去伊犁昭蘇縣的拉牲口的車，好心的司機讓我坐進了駕駛室。
他告訴我，伊犁的農四師好像還在招工，這消息讓我重新燃起了希望。
然而，車到五台檢查站，因沒有“邊境通行證”，我被卡住了。趁着守人員不注意，我繞道逃了過去，但接我的車已經走了。
我只能徒步向前，穿過荒原。夜幕降臨時，我幸運地被一位挖草藥的趙同志帶到哈薩克牧民的氈房借宿，度過了寒冷的一夜。
我婉拒了趙同志合夥挖葯的邀請，心裡還是想找一份“正經”工作。
其實我心裡更明白，我有一個流浪的形，但缺乏一點流浪的魂。儘管被迫闖蕩而出，但尋“正道”，仍是我心中最神聖的圭臬。
走下山口，我繼續步行向西。正飢腸轆轆，精疲力盡時，遇見一位熱心的解放軍開着車，這時的我也不管到哪去了。坐上軍人的車，風馳電掣，回經三台，回經五台，回經烏蘇和沙泉子，又回經我前天大有一番“壯士一去不復還”的安集海，自己都感到是一種嘲弄。
深夜時分，一氣跑完四百公里，到了石河子。
在石河子街頭徘徊時，我猛然想起好友鄧先映曾經在自己的小說里寫過的一個在石河子賣鞋的傳奇人物，好像叫“姚文培”。
我瘋了一樣衝到車站，確認了“莫五場”這個地名，又絞盡腦汁想起了“姚文培”這個名字。
奇蹟般地，我真的在莫五場修配廠找到了姚文培。
這位俠義心腸的四川大漢，聽完我的來意，當即拍胸脯收留了我，並以“表弟”的名義打報告為我爭取工作。
姚文培又通過認識的一位同行幫忙，最終我在鄰近的莫二場抓住機會，以“勞動管飯”的方式被工程隊收留，開始了在戈壁灘上打土坯的艱苦勞動。
因為我在老家當過教師，吃過四年粉筆灰，能寫會畫，後來，我逐漸得到了些照顧，生活也慢慢穩定下來。
經過一番努力，不久我終被錄用，作為試用工定級，月三十三塊五角四分。
緊接着我又被調到工程隊擔任代理文教，從此我便住在隊部，掌管着一把俱樂部的大鑰匙。
我把俱樂部粉刷一新，繪上各種表格圖案，號召婦女剪些紙花，掛得象些萬國旗。隊里成立了籃球、排球、演出諸隊，一律由我做“總負責”。
但這“文教”非名正言順，無法成為“專業化”。副指導員又給我謀了一個差使，搞測量施工–以主掩副，實際是想以副蓋主。
然而我立刻傾心於這個測量施工。我心裡明白，這是個正二八經的職業。凡是有涉“文”的事情，八成都是靠不住的,我已經吃過弄“文”的虧了。
於是我便一頭扎進測量中,要了一頂白布草帽,扛着一根紅黑標尺,隨測量小隊四處奔波。
一天晚上，跑了四十公里回來，趴在帳篷里描圖紙，不知哪裡來了股豪興，竟把圖紙翻轉過來，寫了一首《帳篷》詩。舊病複發，又要舞文弄墨了。
正好場里要搞匯演，工程隊也破例參加。我便將那首《帳篷》詩改成了一個節目，沒想居然得了頭獎。傳出話來，要調我到場里的演出隊。
副指導員認真地說:“到演出隊去幹什麼?是非之地!到時你要後悔的。”
但我仍舊經不起誘惑，邁出了最為錯誤的一步。
果不其然，沒多長時間因為演出隊新來的轉業軍人掌權後，我這個編導靠邊站了，最後不得不又回到了原來的單位，成了澆水班的一員。
不久，在姑母的幫助下，我結了婚，妻子蘇珺瑜也是四川同鄉，因為仰慕我一路找我到了新疆，死活要跟我。後來，我們有了自己的小家和女兒。
1968年8月，看到很多人正直的人被整，我和妻子很恐懼，私自逃離莫索灣二場來到四川老家。
機遇巧合遇見了我堂兄，他已經在新疆南疆落戶，是回來接媳婦去新疆的，在他的勸說下，我們又跟着他返回新疆，來到了他所在的色力布亞公社下面的大隊部。
我們生活在樸實的維吾爾族居民當中，每天面對的是辛苦的勞動和最底層人的生活，於心有很大的失落感。
有一天堂兄拿回來一份報紙，看完上面關於局勢好轉的報道後，我突然生出返回莫索灣二場的念頭。
與堂兄夫妻倆辭別後，我和妻子飢餐渴飲，夜宿曉行，翻過冰封雪蓋的天山又來到烏魯木齊。
在外漂泊了半年多，最終，對安穩的渴望和對那片土地難以割捨的複雜感情，又讓我們帶着在烏魯木齊兵團機關開具的“保駕信”，回到了莫索灣。
回到隊上，剛來的新隊長頤指氣使讓我寫檢查。那天我在大會上念檢查，剛念了一半，有人飛報，說是大渠跑水了，就要淹到曬場上。
在場的都是老弱婦幼，隊長沒好氣沖我一吼:“你的問題先放着，給我堵渠去!”
這一跑水鐵杴又回到我的手上。我算重新獲得勞動資格了。勞動要吃飯，給發飯票，我又有了吃飯的資格。
後來有人告訴我，我們的戶口並未註銷(團里有指示，跑人太多，一律要留待他們回來)，我們走後的“糧食指標”，也都由一些人瓜而分之。
連隊保管員給我騰了一件庫房，老同志給我了一大把飯票，就這樣，我們重新安頓下來。
回來後，生活依然不易，我們住在瀕臨倒塌的土屋裡，房子倒塌後，差點把我妻子和孩子的命搭進去。但日子總要過下去。
形勢好轉後，新來的團政委了解我的情況後，又把我調到了團場演出隊，還是寫劇本。我心底對文學的熱愛從未熄滅。
工作之餘，我開始重新寫詩，不再是為應景，而是抒發真實的感受，也是一種新的衝動。
我向《詩刊》投稿，向《新疆日報》投稿，作品得以發表；我整理詩稿，決心出版一本屬於自己的詩集。
這條路上，我遇到了貴人：《新疆文藝》的編輯鄭興富，他最早發表我的作品。
我與鄭興富認識，是我生活中一幸事。他聽說我在四川時就發表過少作，特地要去我的剪報。他讀了，他確認我是有“希望”的。
他親自跑到我的148農場，細讀我的全部詩稿，橫挑鼻子豎挑眼，直到我渾身冒汗。但在他認為合格的時候，又毫不猶豫大塊推出。
他是在新疆第一個發表我作品的編輯，也是將我中斷的歲月銜接起來的一座“舟橋”。
1976年以後我被調到148團宣教科，主業是搞新聞，副業還是寫詩。
新疆人民出版社的編輯張濤我的詩集《綠色的星》傾注了巨大心血，甚至在其不幸遇難時，口袋裡還裝着我的詩稿校樣。
從為了找一口飯吃而流浪新疆，到在準噶爾盆地邊緣紮根、成家，經歷了逃離與回歸，最終通過詩歌找到了表達自我、連接世界的窗口，我的漂泊路，是一條尋找生存、尋找尊嚴、也尋找真實自我的路。
新疆這片土地，以它的嚴酷和博大，收留了我，錘鍊了我，也最終給了我一片播種文字、安放心靈的土壤。
【後記】
從被剝奪教師的困頓，到流浪新疆的顛沛，再到以筆墨安身立命，作者的邊疆之路，從來不是被動的漂泊，而是一場在絕境中尋找尊嚴、以文字救贖自我的修行。
這片戈壁以嚴酷接納了他的狼狽，更以博大滋養了他的靈魂，讓每一段坎坷都化作生命的厚度。
作者的漂泊，藏着知識分子最動人的堅守。初到新疆，他懷揣着對“正經工作”的執念，拒絕挖葯營生，在饑寒交迫中仍守着“尋正道”的圭臬。
從安集海蒲心安的溫情托底，到莫五場姚文培的俠義收留，四川老鄉的善意是他寒冬里的光，卻從未磨滅他內心的清醒——他要的不僅是生存，更是自我價值的安放。
即便誤入演出隊受挫，即便拿起鐵杴重返勞作，他對文字的熱愛仍如星火，在帳篷里揮毫寫詩，於絕境中保留着精神的豐盈。
最深刻的救贖，是與文字、與這片土地的雙向奔赴。
他曾因“弄文”受挫，卻終究在測量施工的間隙重拾筆墨；從應景創作到抒發真心，從投稿碰壁到作品發表，文字成了他對抗苦難、安放心靈的窗口。
鄭興富的慧眼識珠、張濤對詩集的傾盡全力，讓這份文字的堅守有了迴響。而新疆這片土地，以它的蒼茫與厚重，給了他源源不斷的創作靈感，讓一個流浪的靈魂，最終在筆墨間找到了歸宿。 這段歲月早已超越了“支青建設邊疆”的標籤，是一個人在絕境中不向命運低頭、以熱愛對抗荒蕪的史詩。
作者用一生證明，真正的紮根，不是肉身的安穩，而是心靈的歸屬。新疆收留了他的漂泊，他則用文字為這片戈壁立傳，讓每一份艱辛都有了意義，每一次堅守都綻放光芒。
作者簡介：
楊牧(1944年3月-)，原名楊模，四川渠縣人，中國當代詩人、作家，新邊塞詩派代表人物4。曾任新疆文聯副主席、四川省作協副主席，主編《綠風》《星星》詩刊，代表作《復活的海》《邊魂》《天狼星下》獲魯迅文學獎詩歌獎等國家級獎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