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慶檔43.8億收官,高票房靠高票價支撐?


“培育觀眾仍然是重中之重。”

國慶檔7天用一個漂亮的成績收官了。

燈塔專業版顯示,截至今天23:40國慶檔(10月1日-7日)總票房報收43.87億,比去年同期的39.67億高出了4億,略低於2019年同期創造的44.66億歷史最高紀錄——比重新整理紀錄更重要的,是這塵埃落定的43億多票房,一掃此前低迷了半年之久的電影市場的陰霾,給了行業久違的驚喜和信心。

其中狂攬票房的《長津湖》功不可沒。影片檔期內票房32億,佔比高達73%。“可以發現市場的特點依然是明顯的看片吃飯,只要好的大片可看,觀眾的觀影熱情就依然存在,市場的頹勢就能得到扭轉。”有從業者對毒眸說道。


(圖源:豆瓣)

在國慶檔前,行業曾擔心第二梯隊的缺失和此前冷淡的大盤會影響檔期的產出,國慶檔首日後,我們也曾懷疑以往大盤走低的慣性會限制後續的票房。但最終《長津湖》和國慶檔的表現,證明了所謂的規律和慣性,能夠被足夠爆款的電影打破。

中國電影市場仍然在重建和形成的過程中,而這次國慶檔進入影院的觀眾,才是市場規律真正的塑造力。只要有更多的《長津湖》出現,電影市場就會形成更加良性的迴圈。

只不過要注意的是,《長津湖》的一騎絕塵之下,多元型別片的缺失這一現象在檔期內被明顯放大;影片供給仍然存在問題的情況下,檔期內外冷熱不均的狀況或許還會持續下去。


(資料來源:燈塔專業版)

不止於此,燈塔專業版顯示9360萬的觀影人次也較2020年同期的9994萬有所下滑,與2019年的1.18億相比更是有不小的差距,但得益於平均票價升至46.9元的歷史同期最高點,才保住瞭如今的票房成績。也就是說,票價上漲導致票房下滑的拐點還沒有到來,一二線城市和下沉市場的票價還有漲的空間嗎?

這些問題,也在這個火熱的檔期了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回答。

《長津湖》火則國慶檔熱

43.87億票房的誕生,是國慶檔首日難以預料到的。

10月1日大盤報收6.3億票房,比去年同期的7.4億縮水了1個多億,和2019年10月1日8.15億的票房相比也有明顯下滑。在此前的文章中,毒眸也提出,如果國慶檔後續日票房不扭轉同比下滑趨勢,整個檔期資料的縮水基本是板上釘釘。

當時行業對國慶檔的期待值,大多在略高於2020年39.67億但低於2019年44.66億的區間,畢竟按照以往的經驗,檔期後半程單日票房下跌是常態,去年國慶檔8天,從首日的7億多開始,之後的每天單日票房都在下滑,而到了檔期最後一天更是降到了2億多。


(2020年國慶檔 資料來源:燈塔專業版)

然而在今年的國慶檔,這個單日票房下跌的規律被打破了:

10月2日大盤較前日有略微的上漲,達到6.34億,3日繼續上漲至6.58億,到了檔期中後程,大盤也沒有呈現下滑的曲線,反而在4、5日維持在6.5億左右的水平線上,並且在6日強勢逆跌,拿下了單日6.6億的好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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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盤在6號才是單日高點,充分說明中國電影市場仍沒有達到天花板,還可以繼續放大票房。”拓普資料CEO 程飛對毒眸說道。直到現在,國慶檔拿到了近44億的好成績,走出了一條起步平穩但持續高歌猛進的路,給了從業者更大的市場信心和希望。

這背後,《長津湖》貢獻了不可忽視的力量,幾乎是一枝獨秀的存在。

之前的國慶檔,大多是“雙輪驅動”:在2019年的國慶檔,票房冠軍影片《我和我的祖國》收穫19.6億的票房,佔比43.8%,亞軍《中國機長》的票房佔比為38.8%,差距並不大;2020年《我和我的家鄉》18.7億的票房,在檔期內佔比達到47.3%,但也只甩開了第二名《姜子牙》近5億。


《我和我的祖國》(圖源:豆瓣)

而在今年,《長津湖》檔期內票房32億,佔比高達73%,與《我和我的父輩》拉開了明顯的差距,在國慶檔一家獨大。其中,《長津湖》1-6日的單日票房分別為4.1億、4.38億、4.72億、4.84億、4.93億、5.12億,單日票房不跌反漲,直到長假的最後一天才回落至3.9億。可以說,《長津湖》的強勢表現,是帶火了整個檔期。

更重要的是,像過往的現象級爆款一樣,《長津湖》再次調動了中國電影潛在的的增量人群。

拓普電影智庫資料顯示,1-6日《長津湖》在一二線城市的票房佔比要低於曾經的國慶檔冠軍《我和我的祖國》,但前者三四五線的票房佔比高於後者,也就是說,《長津湖》在一定程度上調動了下沉市場的觀眾。



(資料來源:拓普電影)

與此同時,在程飛看來,《長津湖》連續逆跌,主要是後期受眾延伸到60-80歲群體,“老年觀眾的基數頗大,未來也有望成為部分型別電影的中堅觀影力量。”對一二線城市和年輕觀眾之外的觀影群體的挖掘,也是《長津湖》取得亮眼票房成績的重要原因。

而口碑和情緒,更是影片能夠在國慶檔內“長盛不衰”的關鍵因素。在抖音快手和微博等平臺,《長津湖》都擁有著超高的輿論熱度和話題討論度,目前豆瓣7.6的評分和六千多萬的總觀影人次,也足以見得觀眾對這樣一部主流商業大片的認可。

有從業者對毒眸表示,《長津湖》充分利用了國慶節的檔期優勢,憑藉影片愛國、熱血、犧牲和奉獻等正能量的情感,打透了觀眾,造出了一股“必看”的勁兒,“這股勁正是所有超高票房影片身上的共同點。”


一檔打破慣性的逆跌,也讓不少從業者意識到很多經驗只建立在過去的市場基礎上。未來觀眾會用腳投票,形成新的產業局面,“以前是市場和從業者帶著觀眾走,現在慢慢變成觀眾在教育市場,或者說大家在共同前進的一個狀態。”

從這個角度來看,國慶檔也許是個開始,隨著優質供給的後續釋放和觀眾觀影形成的正迴圈,電影產業有可能形成新的規則和底層邏輯。

當然,現在談新規則還言之過早。檔期有話題和熱度的優質大片上映,觀眾此前長期積攢已久的觀影需求得到滿足,對行業來說,這首先是能提振信心的好事,畢竟,“信心比黃金更重要”。

不可忽視的“老問題”

當然,一個不錯的檔期票房成績,除了鼓舞士氣外,也對行業曾經遲疑過的問題給出了確定的答案:主旋律商業大片,是有很大的市場的。

在中秋檔的覆盤中,毒眸提出今年國慶檔要檢驗的正是“商業主旋律影片到底能有多少票房和觀眾”。畢竟今年上映的《1921》《革命者》和《中國醫生》的表現都不亮眼,很多觀眾也一度對電影創作者將歷史事件和英雄人物的影視化能力提出疑問。


從《長津湖》的超高票房和觀影熱情來看,目前疑慮得到了消除。有從業者表示,只要主旋律拍得好,老百姓仍然是很樂意買單的。為了證明這一點,《長津湖》付出了巨大的成本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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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片人蔣德富在採訪中對毒眸透露,《長津湖》超大規模的投資和製作規模作為這個特殊專案是成功的,博納集團今後在電影創作風格、型別上的升級也不可能與以往拍攝成本的增加劃等號。中國電影評論學會會長饒曙光也認為,這樣體量的電影,對於中國電影市場來說,不是常見的,也不會成為新常態。

當《長津湖》不能成為中國電影的新常態,“救市”的重任還能由什麼樣的影片來擔?或許同樣可以從這個國慶檔市場的表現中窺得一二。

在《長津湖》的“一超”之下,確實並無“多強”。《我和我的父輩》《皮皮魯與魯西西之罐頭小人》《五個撲水的少年》等3部影片豆瓣評分都超過了7分,口碑尚可,但除《父輩》外,其他影片票房成績僅為4千萬左右,並沒有蹭到檔期的紅利。


《我和我的父輩》(圖源:豆瓣)

而嚴重的斷層之下,除了依舊是多元型別影片供給不足這一老問題。雖然由於《長津湖》豪取票房的能力,行業此前擔心的,第二梯隊的影片不夠強勁會導致檔期成績一般的悲劇並沒有發生,但這種只押一部片子的“賭博”的風險,是行業無法承受的。

“新主流電影占據了國慶檔絕對位置之外,還應該有多樣化、多品種、多型別的電影。”饒曙光表示,特別是市場層面,需要更多頭部的型別電影來滿足觀眾多樣化的需求,進一步激發電影的電影觀眾的觀影熱情、點燃市場。

一兩部電影的檔期效應,並不意味著觀影習慣的徹底迴歸。資深製片人、監製劉開珞就認為,電影市場還沒有完全回到疫情前的正常水平,“觀影習慣和影院經營的恢復仍然是一個長期的過程”。

國慶檔票房極度集中在頭部的一兩部片子上,在他看來也說明不少使用者是被某一兩部電影帶回影院,並不是觀影習慣下主動的選擇,“所以需要長期穩定的多樣化的電影的提供,這樣讓觀眾選擇也能夠更多樣化,才是一個更健康的市場環境。”


《大耳朵圖圖之霸王龍在行動》(圖源:豆瓣)

除此之外,檔期依賴症也早就充分暴露過了。上半年每逢檔期,中國電影市場總能創造出一個新的票房紀錄,而在非檔期、工作日,大盤單日票房又多次停留在兩三千萬,檔期新片扎堆,檔期外無片可看,這種不健康的態勢一直延續到了國慶。

如饒曙光所言:我們對中國電影的未來應該有信心,不過結構性的矛盾和問題仍然是不能忽視的。

票價和觀影人次之間的平衡點在哪?

當內容供給問題仍然存在,觀影人次的流失就成了必然結果。

今年國慶觀影人次9360萬,相比過去兩年不增反降,但因為46.9元這一逼近春節檔、達到了國慶檔歷史新高的平均票價,才穩住瞭如今的高票房。延展下去的討論是,票房和人次下降值得特別憂慮嗎?

在2019年7月,毒眸曾在文章裡解答過這個問題,當年上半年總的人次減少了將近一億,但是總體票房下降了不到3%,市場正在尋找一種票價和人次間的平衡:儘管上漲的票價讓很多消費者都減低了觀影頻次,但票房總體變化並不多,這一點,在今年國慶檔同樣得到了驗證。

“2017年我們做了一個關於全國每個城市票價拐點的研究,從經濟學邏輯上來講,票價拐點就是每增加一定的票價,流失掉的人流是否會影響到總的票房。”當時凡影諮詢創始合夥人王義之在分享凡影在2017年的市場專題調研結果時表示,北京的票價拐點是88元,即當平均票價達到到88元的時候,再漲價總的票房市場就會降低。


從當年凡影的調研結果來看,不同地區的價格拐點各不相同,像北京、上海這樣的一線城市的價格拐點分別為80多元和近60元,而今年國慶檔這兩個城市的平均票價為59元和58元,也就是說北京的票價依然有上漲空間;拓普資料顯示二線和三四線城市的平均票價為46和44元,接近“省會及直轄市的二線城市的票價拐點在50元”這一水平線,上漲空間不大。

按照以往從業者提出的,符合經濟學原理的做法是,不一概而論電影票價是貴還是便宜好,而是面對在各線級城市的不同觀眾時,配置差異化的電影票價政策,讓市場自身發揮作用。反觀今年的國慶檔,可以得出的結論是,一線城市票價仍然有上漲空間,而下沉市場的票價已經快漲至影響觀眾觀影意願、導致票房下滑的地步。


(拓普資料更新至10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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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如何在票價上漲之後,提升輕中重度使用者的觀影頻次,仍然是接下來電影市場的重要議題。

“要培育培養觀眾走進電影院看電影的習慣。”饒曙光認為,像95、00後這些未來“新觀眾群體”,他們走進影院看電影的習慣並沒有養成,網際網路的發展為其提供了新的觀影渠道,而電影對這部分群體的培育尤為重要;與此同時,行業也一直在探索對包括“銀髮觀眾”在內的高年齡層觀眾的挖掘,也會為中國電影儲備更豐富廣闊的觀眾群。

也就是說,儘管這個國慶節假日,票房的增長離不開票價的上漲,而觀影人次的增長一直低於票房和銀幕數量的增長,這一點仍然值得長期警惕。畢竟對於一個要長遠發展的健康市場來說,觀眾才是再怎麼強調都不為過的根本。

文 | 張穎

編輯 | 張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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