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7月28日，毛主席、週總理以及中央文革小組接見了紅衛兵五大領袖，長達5個多小時的集體談話，意味著紅衛兵運動進入轉折點，蒯大富等人的命運也迎來了分水嶺。
1983年3月10日，北京市中法判處蒯大富17年有期徒刑，此後的他被先後關押在北京秦城監獄以及青海塘格木監獄，出獄後接受采訪時，他對於這段人生經歷有著獨特的看法與評價。
“其實，監獄裡的待遇還是很好的，吃的也不錯，有書看，報紙也有。只要你把心情穩住，那裡應該說是一個非常理想的學習環境。還有一點，如果不是鄧小平，我這個人早就沒了，挺感謝鄧小平的！”
從鄉野幼童到寒門貴子，從紅衛兵領袖到階下囚，從身陷絕境到左右逢源，不可否認，蒯大富的人生經歷有著太多常人難以企及之處，很多人在其中看到了時代變遷的縮影，也感受到個體在時代洪流面前的微不足道。
可他為何要在接受采訪時著重提及“感謝鄧公”這件事？在筆者看來，結合時代背景與他本人的遭遇，答案就在其中。
曾經，看似遠離政治的蒯大富聲稱他這樣的人是不可能不去關心政治的，原因很簡單，就是因為任何政策或領導的變動，都有可能影響到他們的命運走向，從這一點來看，他感謝鄧公的理由就變得很有指向性了。
從1970年開始，蒯大富就過著階段性被清查、被追究的日子，直到1983年被正式判刑，從罪行角度來看，反革命宣傳煽動罪、殺人罪、誣告罪每一項都足以讓他付出生命的代價，這一點，也印證了蒯大富口中的“如果不是鄧小平，我這個人早就沒了”。
當然，他這樣說並不是鄧公當年給了他什麼特別優待。
還記得“兩案”公審中陳雲力主不殺江青這件事嗎？陳雲主張的“黨內鬥爭不能大開殺戒，否則後代不好辦”不光保住了江青的性命，還有後續蒯大富這些“時代弄潮兒”，最重要的是，當時正值鄧小平第三次復出主政階段。
毫不誇張地講，在為十年動盪等諸多歷史問題善後這件事上，鄧公領導下的黨中央的確將危害和副作用降到了最小，蒯大富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保住性命，看似必然卻也是莫大的幸運。
因為判刑前有過很長時間被關押的經歷，相抵8年刑期後，蒯大富於1987年10月31日刑滿釋放，隨即回到青銅峽鋁廠工作，此時的他或許還不知道，鄧公帶來的改革開放春風會給他的後半生帶來怎樣的機遇與挑戰。
首先是社會風氣的大為改觀，在蒯大富的回憶中，他在青銅峽沒有因為身份和歷史問題被身邊人當成異類，相反，工作單位還在方方面面給了他不少優待，他在那裡開始了樸實、安穩、開心的生活，還娶到了小自己20歲的髮妻羅曉波。
其次是經濟發展的大為改觀，蒯大富於1992年在妻子的推動下辭去本職工作，隨即跳進市場經濟“體制外”的旋渦裡，此時的改革開放已經處於穩步發展階段，是創業者的黃金年代。
雖說當時的蒯大富一度想要重回北京打拼，因為各種原因四處碰壁，幾乎再度陷入絕境之際，居然是寧夏青銅峽鋁廠再度接住了他，也促成他用下海經商的姿態重新融入社會。
1993年前後，他帶著妻女在外遊走3個月，為鋁廠拿下了605噸鋁材料訂單，一方面，那時的他大有“黑紅也是紅”的風範，另一方面，經濟騰飛之下的高產能成全了他的喜人業績。
1994年，幾經輾轉來到深圳後，蒯大富和他的清華同學聯手創辦一家音響設備工程公司，他的業務能力與經商才能得以被激發，短短4年半時間創造了9000多萬的業務量，他也終於攢下了人生的第一筆原始積累。
在接受采訪時，蒯大富對於這段經歷的描述並沒有遮遮掩掩，相反，他的吐槽式口吻還顯得格外坦誠。
“那時的深圳，老清華畢業生不下5000人，不少都已經功成名就，我這個人也算是聲名在外，上門拜訪，大家總要給個面子！其實，商業上我沒什麼造詣，但是養家糊口還是沒有問題的！”
2005年，蒯大富在深圳大宴賓客、高調慶祝60歲生日，還邀請了吳桂賢、韓愛晶等“風雲人物”，宴會廳門楣張貼的祝壽對聯，橫批“六十大富”好似一語多關、內涵滿滿。
以上就是蒯大富的人生回歸之旅，看似遠離政治卻與時代走向息息相關，他最要感謝的人非鄧公莫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