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1月9日清晨，北京的天空陰沉得像鉛塊。守靈一夜的陳永貴坐在人民大會堂的長廊上，耳邊迴盪的仍是那句淳樸又沉重的話：“我老了，不會再有希望來啦。”
不到十年前，周恩來總理第一次踏進昔陽縣大寨村。那是1965年5月21日，山花初放，村口鑼鼓聲裡夾雜著大槐樹的清香。身著灰色中山裝的總理並不起眼，卻被孩子們圍得水洩不通，他們驚嘆：“北京來的大官怎麼和家里長輩一個樣？”
這趟行程起因並不在山西，而在千里之外的地中海。阿爾巴尼亞對蘇聯“斷奶”後向北京求教自力更生之策。周恩來乾脆把斯皮羅·科列加一行帶到大寨：“眼見為實。”於是，虎頭山腳下迎來了第一批遠道而來的外賓。
大寨當時的景像說不上壯觀，卻處處透著股倔勁。七溝八梁間層層梯田像魚鱗，麥苗碧綠，窩棚裡卻還堆著石塊、木犁、鋸條。總理聽講解時不時插問：“這道壩子是咋修的？多少人？”陳永貴笑答：“五十來口子，十天干完。”話音落，外賓相互交換眼神，悄悄地在本子上記。
午飯是小米稀飯、玉米麵窩窩頭。周恩來端著粗瓷碗，抿一口便說：“正合適。”科列加試著咬了一口，豎起大拇指。飯後，總理拎著抽水機採購清單交給隨行幹部：“缺啥補啥，可別讓莊稼幹死。”
這天行程約摸四公里。下山時一陣涼風刮起，總理拍了拍衣角：“時間短了點，下回再補。”他沒有料到，下一回已是兩年之後。
1967年4月，越南總理範文同來華求助，周恩來、陳毅陪同再訪大寨。那時的虎頭山已披上密林，蓄水池水面如鏡。陳永貴剛想伸手攙扶，就被總理擺手拒絕：“大寨講自力更生，我也能自個兒走。”一句輕描淡寫，掩不住鬢邊新添的白髮。
午餐仍是窩窩頭。周恩來把剩下一塊細細包進手帕，放進口袋。有人悄聲問為啥要帶走，他淡淡一句：“糧食金貴，浪費可恥。”這年冬天，全國會議上，他展示這塊幹得發硬的窩窩頭，用來談節約；在座幹部鴉雀無聲。
到了1973年9月24日，大寨第三次迎來熟悉的身影。周恩來已七十五歲，並被確診膀胱癌，手術刀口尚未痊癒，卻執意陪同墨西哥總統埃切維里亞。村頭紅旗招展，孩子們唱《東方紅》，牛國棟在人群裡第三排，周恩來隔著幾米就喊：“老牛，我認得你！”
山路依舊陡。走到半腰，陳永貴快步當先，忽聽背後輕聲：“永貴同志，等等，總理不是十年前的總理了。”他轉身時，才發現周恩來額頭汗水細密，腳步微顫。兩人相視一笑，卻都不言苦。
在郭鳳蓮家，小院石榴樹掛滿紅果。郭姥姥捧出熱窩窩頭，讓總理“墊墊肚子”。老人耳背，周恩來靠近耳畔大聲說：“我又來了，您看，我說話還中氣十足吧！”屋裡笑聲一片。臨別，他緊握老人的手：“保重，好日子長著呢！”
當晚，周恩來與縣、社幹部圍坐油燈下，敲黑板似的囑咐——抓水保、育林、推廣良種，別把梯田撂荒。談到治窮根本，他停頓片刻，凝視窗外：“靠天不如靠人，靠人還得靠思想。”一席話，無人敢怠慢。
返程時，夕陽映紅山崗。臨上車，他環顧四周，語氣輕緩卻分量極重：“十年後，你們的變化會更大。可惜，我老了，恐怕等不到再來看你們。”話音落，滿村默然。
那句嘆息後來傳遍全國，卻少人知道，車門合上前，周恩來還補了一句：“要真幹到超過大寨，我就放心。”陳永貴目送車輛拐進山口，沉默良久，只說兩字：“一定。”
1950年代中央推行互助合作，大寨不過三百來口人，卻敢和天鬥與地爭。陳永貴接棒支書後，一手抓生產隊紀律，一手盯山水改造——“三個月不掄镢頭，手心就癢。”這是他經常掛在嘴邊的話。 1963年糧食總產二十餘萬斤，畝產七百多斤，引起陶魯笳關注，也在這一年，大寨被寫進《人民日報》。
毛澤東在1964年南下途中聽匯報時提筆反複寫“陳永貴”三個字，這一幕後來被陶魯笳回憶：“主席怕忘，邊聽邊寫。”隨後有了中南海對周恩來的電話指示：“派人實地看。”兩個月調查，十萬字報告，最後一句是：“自力更生四字，山西昔陽可以作註腳。”文件轉到國務院辦公廳，周恩來批示：大寨經驗，值得推廣。
“大寨”遂成一個時代的口號。可在外人熱烈歡呼時，周恩來仍提醒陳永貴：“別浮誇，畝產數字實事求是。”陳永貴點頭，依舊身先士卒。 1972年山洪沖垮梯田，他帶人連夜搶修，第二天北京來電慰問，他只回一句：“人沒事，莊稼還在。”
對外，一塊窩窩頭說明節儉；對內，一台抽水機折射關懷。三次視察，大寨村民記住了周恩來的笑、他的嚴、他的細緻入微。郭鳳蓮後來講：“總理離開前，還摸摸院裡那棵蘋果樹，說’再過幾年得結果子了吧’。”樹在，果熟，他卻未能再來。
1976年1月8日上午9時57分，周恩來病逝。昔陽縣委接電後，全村自發停工默哀。陳永貴在虎頭山腳跪了整整一刻鐘，抬頭望見新植松柏，喃喃一句：“總理，這林子越來越密了。”
後來人總問，周恩來的三次大寨行究竟留下什麼？除了那句沉甸甸的囑託，或許還有山樑上永不停歇的鏖戰聲。因為他相信，“超過大寨”不是口號，而是千千萬萬個村莊共同的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