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前幾日的聯合國講話中，秘書長古特雷斯自述幹完2026年自己的任期就要結束了，而新任聯合國秘書長人選已經誕生，一場看似平靜的多邊選拔，迅速變成中美博弈的新戰場。
美方的小心思中方早已看破，並把話說在了明面上，那麼，新任秘書長候選人都有誰？他們對中國的態度如何？中方日前又說了什麼？
美國要的不是秘書長，是“控制權”
聯合國秘書長的人選，歷來講究“地區輪換”，這不是哪個國家的私規，而是聯合國幾十年逐步形成的習慣做法。
按照這一輪的規矩，輪到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國家出人，2025年11月，智利、哥斯達黎加、阿根廷先後推出了候選人，一個個履歷響噹噹，背景清清楚楚，怎麼看都是合格人選。
但美國卻突然“打破沉默”，提出要按“擇優錄取”來選人，說白了，就是不看你哪國來的，只看你“夠不夠好”，聽上去挺現代化、挺“績效主義”，但這個“優”誰來定標準？怎麼定？有沒有隱性門檻？
不少國家立馬警覺了，這不是變著法子要讓發達國家主導選拔標準嗎？ “擇優”不是問題，問題是“擇誰的優”？答案很簡單——美國！
面對美國的小伎倆，中方對此毫不客氣，中國常駐聯合國代表處明確表示：選秘書長不是某些國家“另起爐灶”的機會，要堅持《憲章》原則和既定實踐，不能搞什麼“政治試驗田”。
中國清楚，美國這一招是想藉機重塑規則，把“地區輪換”這個本來有利於發展中國家的製度架空掉，最終把聯合國秘書長的位置變成“西方指定席”。
美國這一輪操作，其實早有跡象，從對世界銀行、IMF高層的干預，到G7聯合聲明頻繁針對中國，再到這次聯合國秘書長選拔，美方的目標很明確，要在多邊機構中設置“防中國的閘門”。
說是“擇優”，其實是“擇立場”，只要你對中國態度不夠“堅定”，哪怕你再有能力再有資歷，也照樣被踢出局。
目前已宣布參選的幾位候選人，各有千秋，但在“對華態度”這一項上，已經開始出現明顯分化。
前智利總統巴切萊特是人權事務的老面孔，過去在聯合國人權高專任內就多次涉華髮聲，哥斯達黎加的格林斯潘則是發展議題專家，關注全球南方利益。
阿根廷的格羅西現任國際原子能機構總幹事，強調專業能力和技術導向，看起來最“中立”。
但偏偏在選舉一啟動，美國就在私下“打探口風”，要求候選人“表明態度”，尤其在涉華議題上要“立場清晰”。
這讓人不禁想問一句：秘書長是聯合國的秘書長，不是某個國家的“代言人”，憑什麼要先表忠心？
更微妙的是，美國媒體開始“造勢”，《紐約時報》甚至用“候選人能否抵禦中國影響”來描述這場選舉的焦點。
《金融時報》也指出，美國官員擔心下任秘書長在維和、發展、氣候議題上“過於傾向中國立場”，所以必須“事先篩選”。
這背後的邏輯耐人尋味，美國不是擔心秘書長不稱職，而是擔心秘書長“不聽話”，而“聽話”與否的標準，就是對中國態度強不強硬，這哪裡是選秘書長，分明是挑“代理人”。
在這種背景下，選舉程序的“公開性”和“透明度”也開始變得形式化，雖然聯合國鼓勵候選人參與公開對話、直播展示願景，但實際效果如何？如果標準早就被“立場政治”綁架，那再多的公開承諾也只是走過場。
中方立場清晰，美國的小伎倆終難實現
面對美方在規則和輿論上的雙重施壓，中方的回應既不激烈，也不退讓，中國不是反對改革，而是反對“被改革”。
秘書長職位本就是全球成員國共同治理的象徵，不是某國“話語試驗場”，耿爽代表中方發聲時就指出，聯合國秘書長應當由全體成員國通過協商決定，不能被任何一方“政治化操作”。
中方看得很明白，美國這次不是單純要換人，而是想藉著換人改規則、搶主導，如果這次讓“擇優”這個說法順利落地，那下一輪是不是可以“擇立場”“擇陣營”？
那發展中國家在聯合國的話語空間是不是就會被進一步壓縮？這不是一次選舉，這是一次製度的壓力測試。
更深層的是，這場選舉映射出當前多邊主義體系的脆弱，聯合國本應是國家平等共治的地方，但近些年越來越多的議題被政治化、陣營化。
氣候合作變成了“誰減排多誰吃虧”，發展議題變成了“誰拿援助誰就听話”，現在連秘書長選舉都要先看“站哪邊”，長此以往，聯合國還能保持多少權威？
中國始終強調，聯合國改革要堅持“民主協商、包容透明”，不能由幾個大國說了算。
如果發展中國家的代表性在這次選舉中被稀釋，未來的多邊體係將更加失衡，這不僅是中國的擔憂，也是非洲、拉美、東南亞許多國家的共同聲音。
這次聯合國秘書長選舉，看似是對個人能力的比拼，實則是對多邊主義體系的又一次“壓力測試”。
美國想藉機改規則、設門檻、搶控制，中方則堅定守住制度底線，拒絕讓聯合國變味。
從人選之爭到規則之爭，再到立場之爭，這場博弈已經不再是某個職位的歸屬問題，而是全球治理走向的縮影。
中國看得很清楚，真正的公平不是靠誰話說得響，而是看誰能在規則內走得穩，這場選舉的結局，或許決定不了未來十年的國際秩序，但一定能看出，誰在堅持合作，誰在謀劃主導。
未來的聯合國，是繼續做“全球共治的圓桌”，還是淪為“強國博弈的棋盤”？答案或許就在這場選舉裡緩緩揭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