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了骨頭還要被我玩」：頭骨照片配上玩笑文字，消耗的是遺體捐獻最缺的東西

一張骨骼標本的照片，配上「死了骨頭還要被我玩」幾個字，出現在一名醫學院大一新生的朋友圈裡。舉報的是他的高中同學，看到的人不止一個。據大象新聞 10 月 23 日報導，湖南長沙某學校這名 2026 級新生發布了多條涉及「大體老師」頭骨的照片與輕佻配文，近日再有媒體影片號追蹤報導部分醫學生在社羣平臺發布類似內容，事件持續發酵。

照片裡的骨頭來自誰，已無從對證。但每一副進入醫學院解剖室與標本室的遺體，都有一個共同身分：捐獻者。他們生前簽下同意書，死後把身體交給教學與科研。這層關係的成立條件極其脆弱，它建立在捐獻者對醫學院、對未來每一位學生的信任之上。一條玩梗貼文動搖的正是這個地基。

「大體老師」四個字是怎麼來的

醫學界把解剖用的遺體稱為「大體老師」，這個稱呼本身就是一份制度設計。意思直白：這位逝者在死後仍然教課，教的是人體構造，也教醫學生如何面對死亡。多數醫學院的解剖第一課都不是從下刀開始，而是從儀式開始，獻花、默哀、鞠躬，向解剖臺上的捐獻者致敬。RUC 新聞坊指出，遺體捐獻者生前作為一個有尊嚴的人，願意在死後將遺體捐贈給醫學科研與教學，值得醫學院校師生與研究人員尊重。

健康時報 2024 年報導過一個具體案例，可以說明這份奉獻的分量。2011 年夏天，江蘇宿遷泗陽一個農民家庭的女兒李娟考上南京醫科大學。入學僅兩個多月，她被確診為中晚期黑色素瘤。生命進入倒計時，她想起開學時參觀醫學倫理教育館時關於「捐友」的介紹，印象最深的一句話是「對大體老師的尊敬，是醫學生應該上好的第一堂課」。

她決定把遺體捐給學校。「希望能拿我做案例，讓南京醫科大學的科研人員研究出治療新藥，我也想永遠留在這個夢開始的地方。讓我去給同學們做第一堂課的教案吧。」離開時是冬天，李娟臨終前對守在牀邊的父親小聲說：「我聽到學校的 120 來接我了，我要回學校了。」

她的故事被寫進醫學倫理教育館。此後每一年，解剖學的第一節課，老師都會組織學生參觀倫理教育館，向李娟等全部大體老師默哀致敬。換句話說，今天坐在解剖課教室裡的學生，被期待的回應方式早有明確示範。事件中在頭骨照片旁寫下玩笑文字的行為，不是不知道規範，是在知道規範的前提下選擇了相反的表達。

這條新聞傳播時常被簡化成「醫學生品德問題」。但把它只當成個人品行瑕疵，會漏掉更關鍵的問題：標本管理與影像管制這兩道防線，在這起事件裡顯然沒有發揮作用。

專業訓練要的是冷靜，拿逝者玩梗是另一回事

有一種辯護聲音值得認真對待：醫學生本來就需要克服對屍體和血液的恐懼，一個外科醫生不能見血就慌，幽默有時是心理調適的工具。這個說法前半段完全成立。解剖課對多數學生是強度極高的心理考驗，用某種方式消化情緒，是訓練過程的一部分。

但冷靜面對與輕佻對待之間有一條清楚的界線。專業訓練要的是把恐懼對象轉為可專注工作的對象，要求的是克制；把逝者頭骨拍照上傳、配上「死了骨頭還要被我玩」的文字，則是把無法表達意見的人降格為製造流量與娛樂效果的道具。前者是職業素養，後者是權力不對等下的失範。逝者無法抗議、無法要求下架、無法追究，正因為對方完全無力回應，克制才成為唯一的規範來源。

國家衛健委、教育部等四部門發布的《醫學人文關懷提升行動方案（2024—2027 年）》已經把這件事寫進了政策文件：醫學人文關懷培養應當貫穿醫學生培養全過程，把醫德培養貫穿醫學人才培養全過程，培養醫學生珍愛生命的精神。如何在沒有患者監督、沒有家屬在場、對方永遠沉默的情境下仍然保持尊重，本身就是最具體也最基礎的醫學人文考驗。這名大一新生在開學後不久的這場考試裡沒有通過。

捐獻制度靠信任運轉，而信任的損耗是不對稱的

中國的遺體捐獻長期面臨供給不足。醫學院的解剖課需要遺體，臨牀技能訓練需要遺體，但願意捐獻的家庭終究是少數。在這個供給結構下，每一位捐獻者的決定都格外有分量，而勸退潛在捐獻者需要的成本極低。

這是此次事件最需要被看清的層面。捐獻者願意在生命終結後把身體交給醫學院，前提是相信自己的遺體會被用於嚴肅的教學與科研，相信接觸它的人會保有尊重。公眾看到有人對著標本擺拍玩梗，即使只是極少數人的越界行為，被消耗的是整個制度賴以存在的社會信任。一位正在考慮登記捐獻的人看到這條新聞，可能就此打消念頭；一位已經簽了同意書的家屬，可能開始懷疑當年的決定。這種損耗沒有辦法用懲處一個學生來修復。

回應不能停在寫一份檢查

事件發生後，輿論的直覺反應是要求處分學生。但處分個人是最容易的部分。學校需要查明的是事件性質與管理責任：這是個人偶發失範，還是教育與管理環節存在缺位？是孤立事件，還是羣體內部的跟風模仿？標本室的手機管制、社羣平臺上的影像核查、學生對標本拍照上傳的行為邊界，這些具體環節有沒有明確規則、有沒有人執行，都應該有清晰的結論。

從制度面看，幾個方向值得被拿出來討論。其一是標本接觸規範的明確化，包括哪些空間禁止攝影、攜帶通訊設備的規定、違規的後果，讓學生在進入標本室之前就知道界線在哪裡。其二是倫理教育的時點與形式，儀式化的第一課有其價值，但儀式若只發生在入學第一週，對伴隨短影音成長、習慣把生活切片上傳的一代學生來說，約束力可能不足以覆蓋整個訓練期。其三是對捐獻者家屬的交代機制，當標本被不當使用時，家屬有沒有被通知與獲得回應的管道。

這些環節的補強，比一次嚴厲的個案處分更能回答公眾的疑問。

給讀者的判斷

這起事件的價值不在於憤怒的強度，而在於它把一個平時不被看見的依存關係攤開了：醫學教育的品質，建立在無數無名者的奉獻之上；這份奉獻的持續，建立在社會對醫學院的信任之上。信任的帳本由整個制度共同持有，也由每一次越界共同償付。

對醫學院而言，可依序核對的項目很具體：標本室的影像管制規則是否存在、是否被執行；倫理教育是否覆蓋整個培養週期而不只第一課；事件調查是否釐清了個人行為與管理責任的邊界。對一般讀者而言，下一次看到類似內容在社羣平臺流傳時，可以留意它經過了幾手轉發、原始情境是否被還原，以及涉事學校是否給出了不只是「批評教育」的回應。李娟說想永遠留在夢開始的地方，給同學們做第一堂課的教案。這份教案的第一行字，如今由每一屆學生的行為續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