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薄一波剛到129師,就能當陳賡上級?他有個功勞太大了

大家都知道,解放戰爭在我國的近代歷史上,有著十分重要的歷史地位。解放戰爭的勝利不光標誌著中國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已經取得了基本勝利,也讓中國人民從此真正站了起來。

解放戰爭期間,太岳軍區作為晉冀魯豫軍區的重要組成部分,承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對我國的解放進程產生了十分深遠的影響。這其中,就肯定少不了那些傑出將領們的領導。

說到這,就不得不提起薄一波和陳賡兩位同誌了。更有意思的是,薄一波年輕、又比陳大將入黨晚了不少,可他卻一到129師,就成了陳賡的上級,這是怎麼回事呢?

1941年,晉東南的太嶽山區還裹著一層寒氣,八路軍129師的軍營裡卻因為一份任命狀熱鬧起來。消息傳開的時候,不少戰士正圍著篝火擦槍,一聽“薄一波任太岳軍區司令員兼政委,陳賡同志協助工作”,手裡的動作都停了。

誰都知道陳賡是386旅的老旅長,從北伐打到長征,硬仗打了一場又一場,日軍懸賞捉拿他的佈告貼得滿山都是。可這個薄一波,大家只聽說過是搞“犧盟會”的,沒見他帶過兵打過大仗,怎麼突然就成了陳賡的上級?

不光戰士們犯嘀咕,連陳賡自己剛接到通知時也愣了愣。他那會兒正帶著386旅在沁源一帶反“掃蕩”,褲腿上還沾著泥土,就被通訊員叫去師部。見到劉伯承師長,陳賡也沒有絲毫扭捏,直截了當問:

“師長,這薄一波同志……我知道他搞統戰有一套,可帶兵打仗這事兒,咱們軍區不比地方,容不得半點差池啊。”

劉伯承沒直接回答,只是遞給他一份文件:“你先看看他在山西幹的事,看完就明白中央的意思了。”這份文件裡寫的,正是薄一波過去在山西的經歷,那可不是簡單的“搞統戰”,而是在閻錫山的地盤上,把“不可能”變成了“可能”。

1936年,薄一波剛從北平草嵐子監獄出來,就接到了北方局的任務:去山西,跟閻錫山打交道,在敵後建抗日力量。

那會兒的山西,是閻錫山的“獨立王國”,他既要防日軍打進來,又要防共產黨“搶地盤”,算盤打得比誰都精。旁人都覺得這任務是“鑽進老虎籠子拔牙”,薄一波卻揣著兩件東西就去了:一件是黨中央“團結一切抗日力量”的指示,另一件是他在監獄裡練就的硬骨頭。

那幾年的牢獄生活裡,他沒松過一次口,還在獄裡組織黨員學習,把監獄變成了“地下黨校”。

見到閻錫山的第一面,薄一波就沒繞彎子。閻錫山問他:“你是共產黨,來我山西想幹什麼?”薄一波答:

“抗日。不過我有三個條件:我是共產黨員,這點不瞞您;我只做抗日的事,別的不干;我用的人,您不能插手,還得保證我們安全。”

閻錫山盯著他看了半天,居然點頭了,他那會兒正愁沒人幫他搞抗日動員,又覺得薄一波是個“文化人”,翻不出什麼大浪。可他沒想到,自己這一步,等於給山西的抗日局面開了個大口子。

薄一波第一件事就是改組“犧盟會”。這個“山西犧牲救國同盟會”本來是閻錫山1936年建的,可里面全是國民黨頑固派,整天吵來吵去,沒幹過正經事。

薄一波接手後,表面上還掛著“閻錫山發起”的牌子,暗地裡卻把骨幹全換成了共產黨員和進步青年。他在太原辦了個“犧盟會特派員訓練班”,招來的學員全是從北平、天津來的愛國學生,幾個月就培訓出兩百多個特派員,派到山西各縣去發動群眾。

那會兒的山西農村,老百姓怕日軍,更怕閻錫山的苛捐雜稅,見了“官”就躲。薄一波的特派員們不擺架子,跟著農民一起下地干活,晚上在油燈下講抗日道理,還幫著減租減息。沒半年,犧盟會的會員就從幾千人漲到了20萬,到1939年更是突破百萬,差不多山西每5個成年人裡,就有一個是犧盟會會員。

這可不是什麼“數字遊戲”,這些會員後來成了抗日的“活基礎”:日軍來了,他們當嚮導、送情報;八路軍缺糧,他們連夜磨面;戰士受傷了,他們抬著擔架往後方送。

如果說犧盟會是“群眾基礎”,那山西新軍就是薄一波紮下的“軍事根”。1937年日軍打進山西,閻錫山的舊軍一觸即潰,他急得直拍桌子:“沒人能打仗,這山西要丟了!”薄一波趁機提了個建議:“建一支新軍,用新辦法訓練,專門打日軍。”

閻錫山正沒轍,只能同意了,還撥了糧款和武器。1937年8月,山西青年抗敵決死隊在太原成立,最初只有300多人,全是犧盟會裡挑出來的熱血青年。

薄一波給這支部隊定了個規矩:政治委員說了算。不管是軍事訓練還是思想教育,都按八路軍的章程來,早上出操先唱《三大紀律八項注意》,晚上開會先學黨的抗日主張。他還從八路軍裡請了老戰士來當教官,教戰士們打游擊、埋地雷。

就這麼一支“新軍”,不到半年就擴編成四個總隊,再過一年變成四個縱隊,足足52個團,7萬多人。更關鍵的是,這支部隊名義上是閻錫山的“地方武裝”,實際上完全聽共產黨指揮。

1938年晉西北反“掃蕩”,決死隊配合八路軍120師,在岢嵐一帶把日軍困了幾天幾夜,繳獲了三門迫擊砲;1940年百團大戰,決死隊的20多個團全上了戰場,在正太鐵路沿線拆鐵軌、炸碉堡,打得日軍叫苦不迭。

整個抗戰期間,山西新軍跟日偽軍打了不少仗,斃傷敵人更是數不勝數。這哪是“地方武裝”,分明是跟八路軍並肩作戰的主力。

閻錫山後來也醒過味兒來,看著自己掏腰包養的部隊,居然成了共產黨的“嫡系”,氣得直罵“薄一波騙了我”。

1939年底,他趁著國民黨第一次“反共”高潮,突然動手了,調動六個軍的兵力,包圍了新軍的駐地,想把這支部隊吞掉,這就是“晉西事變”。

那會兒薄一波正在決死隊第一縱隊的駐地,接到消息時,敵人已經到了村口。有人建議趕緊往八路軍駐地撤,薄一波卻沒慌:“撤可以,但不能慌慌張張地撤,得讓敵人知道咱們不好惹。”

他一邊下令部隊邊打邊撤,一邊派人快馬加鞭去找陳賡的386旅求援。戰士們都是第一次面對這麼多敵人,薄一波就跟在隊伍後面,拿著槍跟大家說:“咱們是抗日的隊伍,閻錫山要打咱們,就是幫日軍的忙,這種窩囊仗不能打,但也不能跑!”

就在新軍快撤到沁源時,陳賡帶著386旅的一個團趕來了。兩人在砲火聲中見了第一面,陳賡握著薄一波的手說:“你這書生,倒比咱們這些老兵還沉得住氣!”薄一波笑著答:“不是我沉得住氣,是隊伍裡的戰士們硬氣。”

這次聯手,不僅保住了新軍的主力,還趁機拿下了山西70多個縣的政權,原來閻錫山控制的縣城,全被新軍和八路軍接管了。

晉西事變後,新軍正式編入八路軍序列,薄一波也成了八路軍裡少有的“文武雙全”的干部,他既懂怎麼發動群眾,又懂怎麼帶兵打仗;既會跟閻錫山這樣的地方軍閥打交道,又能在戰場上跟日軍硬碰硬。

黨中央看在眼裡,心裡早就有了盤算:太岳軍區是晉東南的戰略要地,既要防日軍“掃蕩”,又要鞏固根據地,光靠會打仗還不夠,得有個能把政治、軍事、群眾工作捏到一塊兒的人來牽頭。

所以1941年太岳軍區成立時,薄一波的任命就成了順理成章的事。陳賡看完文件,心裡的疑惑全沒了,他回到部隊,召集幹部們開會,第一句話就是:

“咱們薄政委可不是’空降’來的,他在山西幹的事,比咱們打十場胜仗還重要,沒有他搞起來的犧盟會和新軍,咱們在太嶽山區就站不住腳!”

接下來的日子,這對“文武搭檔”的配合,成了太岳軍區的一段佳話。

陳賡帶著386旅在前線打仗,今天在響堂鋪伏擊日軍的汽車隊,明天在香城固設埋伏圈,把日軍的“掃蕩”部隊攪得雞犬不寧。

薄一波則在後方搞根據地建設,他推行“減租減息”,讓農民能拿到自己種的糧食;組織“民兵聯防”,每個村都成立民兵隊,敵人一來,各村互相通報消息;還辦了紡織廠、兵工廠,戰士們有衣服穿,有子彈用。

1942年,日軍對太岳根據地發動了“山岳剿共實驗”,日軍佔領了沁源縣城,想把根據地“困死”。陳賡跟薄一波商量對策,薄一波說:“咱們不跟他們硬拼,就用’熬’字訣,把老百姓全撤走,糧食、水井全藏起來,讓他們在城裡待不住。”

於是,全縣5萬多群眾在民兵的掩護下,帶著糧食、家具撤到了山里,日軍進了城,連口乾淨水都找不到。

陳賡則帶著部隊在城外打游擊,今天摸掉敵人的崗哨,明天炸掉敵人的補給線,日軍白天不敢出門,晚上睡不好覺,硬生生被“熬”了800多天,最後只能灰溜溜地撤走。這就是著名的“沁源圍困戰”,後來成了八路軍游擊戰的經典案例。

抗戰勝利後,薄一波的工作重心轉向了經濟建設。

1949年新中國成立,他成了第一任財政部部長,後來又主持了“一五計劃”,參與建設了鞍山鋼鐵廠、長春第一汽車製造廠這些重點工程。他常說:“戰爭年代靠槍桿子打天下,和平年代就得靠算盤珠子建國家。”

晚年他回到山西,站在太嶽山區的山頭上,看著當年戰鬥過的地方,跟身邊的人說:“那會兒咱們能成功,靠的就是’實事求是’,該硬的時候硬,該柔的時候柔,該團結的時候絕不拆台。”

如今再看1941年的那次任命,還是不得不感嘆黨中央“量才用人”的智慧。一個是能征善戰的將軍,一個是能統籌全局的帥才,兩人的默契配合,真是讓太岳軍區如虎添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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