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韓瑾的人生是在高二暑假那年被改變的。那年暑假他來北京找表哥玩，兩位少年騎著自行車飛馳在北京街道上，實在沒有地方玩樂了，兩人就決定將學院路附近的大學挨個逛一遍。逛完北京電影學院校園時發現回去的時間似乎還有些早，對大學生活充滿好奇的安韓瑾提議想去宿舍看一看，於是兩人便朝著男生宿舍方向走去。
剛走進男生宿舍大門便聽到走廊傳出一陣吵鬧聲，宿舍裡一群男生正在興致勃勃地打著橋牌，安韓瑾與表哥加入了他們，聊天中得知他們是87級導演系的學生，安韓瑾聽著他們對專業的描述，以及對未知領域的侃侃而談，彷彿打開了他的新世界，“導演系”這個專業在他心中默默種下種子。
“這大概就是命運。”安韓瑾感慨，“後來我就乾了這行。”
“命運”是他常常提起的詞。作為一個目標性不是特別強的人，他常常把自己放手交給命運。 “我很少制定龐大宏偉的長遠計劃，我的目標都是今天的事今天做，後天的事交給後天。”在他高考那年，許多戲劇學院那年“導演系”不招生，得知消息時的安韓瑾雖然有些失落，但也並沒有放棄對影視夢的追尋，而是轉而選擇去考表演系，最終成為了上海戲劇學院表演系的學生。在校期間他表現優秀，畢業後直接進入了上海人藝，成為了一名舞台劇演員。
“《杜拉拉升職記》建立了我對這行的信心”
在很多人看來，安韓瑾雖然外表看上去很爺們儿，可實際上性格卻很溫和，為人謙遜又細心，什麼事情也不爭不搶。或許這也為他以後成為導演、製片人埋下了種子，涉及幾百人的項目沒點耐心還真撐不住。其實看似好說話的安韓瑾，內心卻格外堅定，只要他認定的事，必須要做好。
在進入上海人藝後，安韓瑾一直勤懇努力地做好一名演員該做的事情，工作能力的突出得到了領導的誇讚。命運的第二次轉折點，還是從再次遇到打橋牌的那群老友開始。當初打牌的4名大學生，畢業後成了影視行業有名的導演，其中一名導演李欣從北京回到了上海，邀請他來給自己的作品《花眼》擔任副導演，順便出演劇中“安子”的角色。出於多年對老友的信任，安韓瑾二話沒說就答應去了。
第六代導演區別於第五代導演的一特點就是，他們的電影從題材到類型，都更加不拘一格，在表達自我的同時，他們希望能夠獲得市場與口碑雙贏。安韓瑾明白李欣對作品的執念與期待，兩人合作的三部電影都非常愉快，“他是個非常有才華的導演，與他合作的過程中讓我學到了很多東西，這些對我之後做導演和製片人產生了很大幫助。”
在安韓瑾看來，給他在這行建立最大信心的還是《杜拉拉升職記》。當時徐靜蕾在籌備電影，缺一個執行導演，於是徐靜蕾就想到了安韓瑾，剛接到這個消息時，安韓瑾緊張又開心。徐靜蕾對整部片子的要求很高，彼時的安韓瑾每天生活在緊張氛圍之下，因為徐靜蕾既是導演又是主演，安韓瑾不僅要分攤導演的工作，還要更多負責與製片部門溝通調度，壓力無形中增大很多，“當時的整個的計劃安排都是我在負責對接，時間緊任務重，壓力還是挺大的，不過也正是在這次強壓下讓我得到快速的進步，也讓我對這行建立了很大的信心，對整個製作流程也更加熟悉了。”
“不是所有大場景都需要大額預算”
仔細看安韓瑾前期所參與拍攝的作品，《杜拉拉升職記》《親密敵人》《匆匆那年》《微微一笑很傾城》《從你的全世界路過》《後來的我們》等等，都是以愛情片為主。而他本人外形看上去似乎與那些甜膩的、愛情至上的故事有些對不上號，可在安韓瑾看來感情戲並一定需要華麗的場景與細膩的台詞來承托，也不能一味套用形式化公式，而是需要靠真正的故事內容與細節去推動，才能敲開觀眾的心門，“這種細膩情感其實每個人都有，只是你如何去用你的方式將它展現出來，讓觀眾感受到它。”
從李欣到徐靜蕾，再到張一白、黃渤、徐崢、劉若英，安韓瑾合作過很多導演，他自己也從之前副導演、執行導演一步步做到了現在的製片人，安韓瑾坦言在每個導演身上都學到了很多東西，而最讓他感慨萬分的是無論男導演還是女導演，他們做事都非常果敢利落，同時對細節方面的把控又非常精準，“張一白導演博覽群書文化底蘊很豐厚，徐崢導演現場應變能力很強，黃渤導演想法特別多，你別看一些男導演平時看上去很粗枝大葉，重點戲份細膩起來有時候是你想像不到的。當然在劇組生活上，女性導演的優勢會更加突出明顯一些，比如怎樣關心工作人員，怎麼樣讓工作人員覺得跟她們在一起工作很舒適，這些方面她們敏感度會高一些。”
多年的導演經驗與製片經驗，也讓安韓瑾對電影拍攝的成本控制頗有心得。在他看來，並不是所有的大場景都需要花大價錢去打造，很多時候良好的協調能力能幫電影拍攝減少許多大額預算，“對於預算這部分，拍攝之前我就會去跟導演溝通，詢問好哪個場景或者是哪場戲對於電影來講是最重要的，我肯定會尊重導演的意見將錢花在他認為最重要的場景上，尊重並想辦法滿足導演的創作需求，也會根據導演所需指定出一個最合理的預算。很多時候人員以及流程協調好了，能省很多錢，所以部門與部門之間，還有我們與外部的信息溝通特別重要。”
“未來電影市場成本控制會越來越精準”
無論是做導演還是做製片人，在劇組的每一天安韓瑾都在面臨著不同的挑戰。看似普通的一個場景道具，最終要實現，裡面卻包含著很多複雜的程序，而解決過程安韓瑾認為也是提升自我的過程。讓他印象最為深刻的還是拍攝《後來的我們》時候，“當時因為要找一個有雪景、還要和北京有一定距離、可以拍綠皮火車的地方，只有海拉爾很符合，可是去到那邊又一個問題來了，綠皮火車很難調。找到後，第一天拍攝的時候還是相同的四節，第二天另外兩節就不對了，後來一問可能是鐵路那邊沒交接好，掛錯了兩節，當然這也有我們的失誤，不過幸虧最後有導演、攝影指導一起配合將一些不完美的畫面規避掉了，才能呈現出最後的效果。”
受大環境影響，當下中國電影市場有些蕭條，在安韓瑾看來這種蕭條並不是單一因素造成的，不過他相信這樣的蕭條不會持續太久，隨著疫情的逐漸好轉，電影市場也會慢慢熱鬧起來，並且他堅信中國電影未來也會越來越好。通過這場變革安韓瑾認為許多事情也在逐漸發生著變化，“首先，粗製濫造的電影會逐漸下線，在這個環境的洗禮下，許多創作者都會沉下心來思考問題，而且都厚積薄發攢著勁兒要做好東西；其次，電影成本會控制得越來越精準，大家會把錢花在刀刃上，將資金做精準把控。
未來，安韓瑾希望無論是電影還是影視劇，自己能有更多的嘗試，挖掘開發一些好的內容作品，他表示自己也並不著急，畢竟好的項目是需要時間去打磨的。 “未來還是希望自己能夠多多學習，保持一個好的心態，不管遇到什麼新的挑戰，都能迎難而上，只要天不塌下來，什麼事都能解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