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4年前的一篇小說,神奇地“預演”了王思聰打人事件


謝天謝地,王思聰打人事件的熱度終於消退得差不多了,終於可以輪到我出來說兩句。

我不是什麼善男信女,我這是以性冷淡風的方式蹭熱度。

為了顯示我的高冷和高逼格,我們先來看一篇著名作家史鐵生寫於1979年的短篇小說吧,那篇小說題為《午餐半小時》。

一、小說

小說寫了九個工人在縫紉車間裡吃半小時的自帶午餐,吃著吃著聽到窗外轎車的急停聲,他麼猜測有沒有撞到人。由這個線頭,牽出一樁樁“車事”,包括打眼兒。打眼兒在這裡是碰瓷的意思。東扯西拉一大堆後,有人說老家有個傻丫頭被一輛“上海”牌轎車撞死,獲賠一千元。一千元在那個年代可是一筆大數目,具體有多大我不清楚,也許跟今天的209萬差不多大吧。

這個消息讓車間裡的眾人頓時陷入沉思——經過短暫的沉思後,他們能想到的、或者說唯一願意想到的就是自己也能被“轎車”撞一次,無論“紅旗”牌轎車還是“上海”牌轎車,撞了以後就可以實現下列願望:

1)幫自己找一個正式工作;

2)到轎車主家做保姆;

3)把老爸調回北京;

4)把兒子從雲南轉回來;

5)給老姐兒們長幾塊工資。

午餐半小時很快過去,小說結尾兩段是:

“唉,我可不想讓汽車撞死。”不知是誰最先恍然大悟了。小巷深處響起一陣開心的笑。夾雜著庸俗的污言穢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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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軋軋軋”的縫紉機聲響了,世界又緊張起來。

我向來反對拔高小說的教化功能,這篇小說沒有歌頌什麼,沒有揭露什麼,更不能淨化什麼或者啟迪什麼,它就是那個時代凡俗人生的縮影。它是虛構的,又是真實的,可能比官修正史更能複原那個時代。

如果非得拔高的話,我願意拔高小說的“紀實功能”。例如,《午餐半小時》的情節能在44年後王思聰打人這個新聞事件上得到再現。

二、人生

2023年1月11日凌晨,上海南京西路某寫字樓門口,王思聰因懷疑被(偷)拍,找拍照者理論,言語不合,王及隨行人員動手打人了。在這件事上,王思聰不對,是毫無疑問的。

網傳被打者鑑定為輕微傷,王思聰以“209萬元”和解,免於可達七天的行政拘留。

接下來,這件事轉風向了,變成了純粹的金錢狂歡。

被打者鼻樑骨折,於是有網友說他也願意鼻樑骨折,和解費還可以打對折,賠償100萬元就可以了。

也有人乘勢修改自己的小目標,改成了被打50次。 “小目標”出自王思聰老爸王健林的一次電視訪談,他把賺一億叫作“人生的一個小目標”。被打50次,每次200萬,剛好實現一個億的小目標。

那些混得不好沒錢回家過年的,忙著問哪裡能偶遇王公子,並且在線急等……

有人說金錢不能收買尊嚴,更有人說都被圍毆過了,還談什麼尊嚴?既然尊嚴倒地,那麼站起來必須要錢。

自認道德水準高人一等的某媒體放狠話:“新年願望是被王思聰揍一頓?這個梗很醜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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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小說人生

我對這件事情本身興趣不大,打人就不對,賠償是應當,事情並不復雜。只是看到各種“求被打”的跟帖和彈幕,我突然想到史鐵生的《午餐半小時》,便找出來重讀一遍,讀出了一種穿越感。

一個想被撞,一個想被打。小說和人生在魔都的南京西路魔幻地交織在一起了。話說得再玄幻一點,那篇小說好像就在等待44年後這一刻的到來。

王思聰是有錢,但不算是紈絝子弟,他在“核酸”和“某清瘟膠囊”話題上的發聲,遠比一般的紈絝子弟更有社會責任感,也比一般的寒門子弟更有社會責任感。

至於打人,當然做得不漂亮;捨得賠錢,賠得還算體面。但那些希望打到自己身上的圍觀者,真的很“醜陋”嗎?我看談不上。他們只是發洩情緒而已。不過,情緒的背後,也許多多少少有一些說不出口的暗傷。就像《午餐半小時》裡寫的那些縫紉工人,他們不會真的去碰瓷,但他們的暗傷會讓他們萌生被撞一次的念想——被撞是改變人生最好的機遇。

一個快遞小哥算了一筆賬,一年掙了二十幾萬,刨去各種成本開銷剩下十幾萬,再減去房租水電等,一年能攢下十萬就不錯了,200萬要掙二十年。而且從概率上講,二十年出一次事故,把自己摔成“輕微傷”是大概率事件……這樣一算,被王公子打一頓比二十年的風裡來雨裡去合算多了。

這就是那位快遞小哥的暗傷,也是很多人的暗傷。我不說是柔軟的肋骨,是怕用詞過於敏感。 “意思”到了就行。

如果沒有暗傷,如果圍觀者都已經達成了一個小目標,誰還在乎那209萬的賠償啊,拒絕和解,該咋咋地,讓王公子進去呆足七天,嚐嚐一天省下29.85萬元是個什麼滋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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