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1952年2月29號，上海。天上飄著毛毛雨，不大，但黏糊糊的，把整個城市裹在一層灰濛濛的霧氣裡。
中共上海市委大禮堂裡坐滿了人，兩千多個黨員幹部，沒人說話，連咳嗽聲都壓得很低。主席台上坐著幾位領導，臉色都不太好看。空氣裡有一股潮濕的味道，混雜著舊木頭和菸草的氣味。
會上宣布了一個決定：黎玉的上海市委秘書長職務被撤了，降成勞動工資處處長。
這話一出，底下好心裡咯噔一下。從省部級掉到處級，這跟頭栽得太狠了。那年頭，幹部等級就是命根子，這一降就是好幾級，一般人根本扛不住。
黎玉坐在第三排，穿著一身洗得發白的灰中山裝，袖口磨出了毛邊。他臉上一點表情都沒有，既不難過也不生氣。他就輕輕點了點頭，意思是知道了。坐在他旁邊的老戰友，眼圈紅了，可也不敢說話，只能盯著桌面發呆。
會後，黎玉走出禮堂。雨還在下，他撐開一把舊傘，傘骨斷了一根，得用手扶著。他慢慢走進雨裡，背影看著有點駝，但步伐很穩。沒人知道他在想什麼，也沒人敢上去問。
誰能想到，就在幾年前，這人還在山東呼風喚雨。他手上過的黃金值老鼻子錢了，13萬兩，夠陝甘寧邊區花七年的。他指揮過幾十萬大軍，跟開國元帥們坐一張桌子吃飯。七大候補中央委員，77個人裡排第50，那是真有一號的人物。
現在，他得去管工人工資、福利這些雞毛蒜皮的小事。從天上掉到地下，他連哼都沒哼一聲。
2
把時間倒回1935年冬天。河北濮縣，一個叫徐莊的小村子。
天黑透了，一間破屋子裡點著盞油燈，火苗子一跳一跳的。黎玉那時是河北省委巡視員，正跟一個叫趙健民的年輕人說話。
趙健民剛從山東跑過來，一身土，鞋子都磨破了。他帶來的消息讓人心裡發涼：山東的黨組織快被打光了。從1929年到1933年，叛徒出賣、敵人圍剿，搞了十幾次大破壞。到1935年，山東基本上就是一盤散沙，黨員找不到組織，組織找不到黨員。
黎玉聽完，在屋裡來回走，眉頭鎖成一個疙瘩。山東七千萬人，地盤大，位置重要，如果就這麼荒著，損失太大了。
過了幾天，黎玉寫了報告送到北方局。 1936年4月，劉少奇拍板：黎玉到山東，當省秘書，把攤子重新支起來。
黎玉那時剛滿30歲，沒二話，騎上一輛破腳踏車就上路了。車後座捆著行李卷，從河北磁縣往濟南走。路上全是關卡，還得躲著偽軍和特務，稍不留神就得掉腦袋。
到了濟南，他改名叫李興唐，租了個偏僻小院。白天裝成老百姓在街上晃悠，找線索；晚上點著油燈看地圖、寫計畫。
5月1號，濟南四里山北邊的墳地裡，開了個會。為啥選墳地？沒人來，安靜。參加的就仨人：黎玉、林浩、趙健民。
三個人，管一個省。
就在松樹底下，周圍全是荒墳，風一吹樹葉子啦啦啦響。黎玉說了個三步驟計畫：先找失散的黨員，再建特委，最後發展新黨員。為了不暴露，對外不叫省委，叫「省工委」。
接下來的幾個月，黎玉跟個幽靈似的在濟南城裡轉。茶館、飯店、破廟、橋洞，哪都能待。有一回在茶館接頭，剛坐下就覺得不對勁，對面有倆老盯著他看。黎玉沉得住氣，喝完茶，結了賬，慢悠悠出來。在街上繞了好幾個彎，確定沒人跟著，才在小巷子裡見同志。後來那同志說，跟黎玉工作，心裡踏實，他膽子大，心細。
到1937年，光濟南就發展了150多個黨員。工人、學生、拉車的、做小買賣的，哪行都有。魯西北、魯東、魯北、淄博、萊蕪，各地的特委會、縣委會恢復了。
1937年4月，黎玉去延安開會。這是他頭一回見中央領導。他在會中報告了山東的情況，中央挺滿意，說省工委正式改成省委。
等他7月回到濟南，盧溝橋事變已經爆發了。黎玉馬上開會，說要搞抗日救亡，拉遊擊隊。誰也沒想到，這個騎著破自行車的年輕人，後來把山東搞成了八路軍最大的根據地。
3
1938年4月，延安的春天還沒影兒，棗樹剛發芽。
黎玉跑到延安報告工作。在一孔破窯洞裡，偉人聽他講山東的武裝起義，眼睛都亮了。聽完了，偉人站起來，指著牆上的地圖說：山東幹得好，白手起家，給全國做了榜樣。
過了幾天，高級幹部會上，偉人特意把黎玉叫起來，跟大家介紹：都跟山東學學，得派兵去。底下掌聲雷動。
在延安，黎玉看著心裡難受。中央機關窮得叮噹響，幹部衣服補丁摞補丁，吃的更是差。最缺的是硬通貨，買東西光有法幣不行，要用黃金。
黎玉想起了山東招遠。那地方產金子，號稱「金都天府」。他跟中央提了個建議：利用膠東的金子，為中央籌錢。
中央一聽，這辦法好，但得保密，別暴露了。黎玉拍胸脯保證：放心，一定辦成。
回到山東，黎玉立刻開會，佈置任務。他對膠東特委的人說：這事兒關係到中央的命根子，死也得辦成。
但剛過一年，1939年2月，日軍佔領了招遠城，連帶著把玲瓏金礦也佔了。日本人放話：寧丟招遠城，不丟玲瓏礦。他們修了選礦廠，駐了兵，架了砲樓，把金礦圍得跟鐵桶似的。
就在這種情況下，山東的地下黨和老百姓，硬從老虎嘴裡拔牙。
1938年7月，招遠九曲村成立了採金管理委員會，明面上管民間採金，實際上是給黨籌金子。他們想了很多招。
第一招是發動群眾偷挖。在深山老林開秘密礦洞，礦工們白天藏起來，晚上工作，挖出來的礦石全交給組織。
第二招是派人打進去。有個叫蘇繼光的黨員，裝成工人混進玲瓏礦。白天跟礦工一起工作，晚上做思想工作。礦工們想盡辦法藏金子。有的把金粉藏在濕頭髮裡，日本人檢查再嚴，也想不到泥腿子頭髮裡有黃金。有的把金粉塞在鞋底夾層裡，走起路來硌腳，痛得鑽心，也沒人吭聲。還有的把金粉藏在送飯籃的夾層裡，日本兵查不出來。
有個叫姜選的，在選礦課當管理人員。他藉著跟日本技術人員出去檢查水泵的機會，順手牽羊帶金子出來。日本人信任他，不太搜身。
第三招是明搶。八路軍和民兵組成小分隊，在龍招公路邊上埋伏，專打日軍的運金車。
1940年有一回，情報說有運金車要去煙台。八路軍一個小分隊在沙埠村設伏。大半夜的，車子來了，十幾個日本兵護送。指揮者一聲令下，手榴彈和子彈全招呼上去。十幾分鐘解決戰鬥，日本兵全殲，幾百兩隻黃金到手，連夜運回根據地。
金子籌到了，怎麼送去延安是個大問題。從膠東到延安，一千多公里，中間全是封鎖線，還要翻山越嶺過黃河。
黨組織開了兩條秘密交通線。一條叫“渤海走廊”，繞遠路，走昌邑、濰縣、壽光，避開敵人重點防守的地方。另一條叫“濱海通道”，路近，只要兩天，但風險大，得穿過膠濟鐵路。
運金子的戰士都是精挑細選的，穿著特製衣服，縫好多口袋，每個口袋裝十幾兩金子。為了保密，戰士只知道運的是重要物資，不知道是黃金。
每次運金，至少派一個連，甚至一個營，兩三百人。人多目標大，人少了遇上敵人不好打。
行軍都在晚上，不點火，摸黑走。山路難走，石頭多，戰士們常摔得鼻青臉腫。最難的是過封鎖線，敵人砲樓上的探照燈掃來掃去，大家就趴在地上屏住呼吸，等燈移開了再爬。
1943年秋天，有個叫「孫大個子」的隊長，帶26個人送金子。每人身上背著五十兩，那是好幾十公斤的分量。走到山西汾河邊的雁鳴渡，碰上了日軍，人數比他們多好幾倍。
孫隊長當機立斷，把隊伍分開。一部分人留下阻擊，另一部分人帶著金子渡河。
阻擊的13個人，打光了子彈，丟光了手榴彈，最後全犧牲了。孫大個子身中七槍，倒在地上，手裡還握著機關槍。
渡河的人也慘，好幾個負傷，兩個當場犧牲。有個叫小李的戰士，肚子被打穿了，腸子流出來。他忍著劇痛，把腸子塞回去，把身上的黃金埋在河邊大樹下。等到戰友打掃戰場時，他快不行了，指著樹下面，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最後，班長王德昌帶著剩下的6個人，背上所有黃金繼續走。又走了十多天，才到延安。
回來的時候，王德昌去看那兩個傷員，村裡人說，人早就沒了。王德昌在墳前站了半天，眼淚嘩嘩流。
這種事兒在黃金路上發生了多少回，沒人數得清。好多戰士連名字都沒留下。
開國少將呂品三的後代，80年代找父親的老戰友打聽父親幹過啥，老戰友都搖頭：不能說。直到2010年解密，家人知道老頭當年是運金子的負責人之一。
據統計，抗戰期間膠東往中央送了13萬兩黃金。這數字啥概念？陝甘寧邊區1943年一年的財政收入，這金子夠花七年。買6億斤小米、6.5億斤高粱、5億斤小麥。
中央機關、買武器、買藥、支援全國抗戰，全靠這金子撐著。要是沒這批金子，革命進程啥樣真不好說。
而這事兒的源頭，就是黎玉在延安窯洞裡提的建議。
4
1938年12月27號，沂水。魯中的冬天冷得要凍死人，但縣城裡頭熱鬧得像過年。
八路軍山東縱隊成立了。張經武當總指揮，黎玉當政委。幾千人的隊伍，紅旗招展，口號震天響。
這支隊伍，就是黎玉組織的十大武裝起義搞出來的。
1937年底，日本人佔了濟南，國民黨跑得比兔子還快。黎玉決定在泰安搞徂徠山起義。好多人勸他：日本人剛來，正殺得起勁，這時候起義太危險。黎玉不聽：就是要這時候站出來，給老百姓希望。
1938年1月1號，徂徠山起義爆發。總共160多人，拿的都是獵槍、大刀、長矛。就這麼一支破隊伍，打響了山東抗日的第一槍。
有了榜樣，各地都動起來了。天福山、黑鐵山、牛頭鎮、徐家集，到處都是起義的隊伍。幾個月功夫，拉起了十多支遊擊隊。
剛開始人不多，幾十個、幾百個。黎玉統一指揮，打土豪、分田地，老百姓一看這隊伍真抗日，都搶著參軍。隊伍跟滾雪球似的，越滾越大。
到1938年4月黎玉去延安時，山東已經有2萬多正規軍，1萬多民兵。那時候八路軍總共才15萬人，山東佔了差不多六分之一。
偉人挺高興，說：得多派點人去，再派一個主力團。還開玩笑說：以後派個有名的紅軍將領去，省得他們叫你們「土八路」。
1938年9月，黎玉帶著160多人從延安回來，有老紅軍、抗大學員。 12月27號，山東縱隊正式成立，下轄8個支隊，2.45萬人。
隊伍大了，黎玉還不滿足。 1939年3月，中央派115師師部進山東，陳光、羅榮桓帶隊。這支部隊是老紅軍底子，能打硬仗，但剛來時只有8000多人，還沒山東縱隊人多。
有人擔心兩支部隊合不來，怕黎玉不服氣。結果黎玉大方得很：要人給人，要槍給槍。山東縱隊一下撥給115師3萬多人槍。 115師也不含糊，派了2000多骨幹過來幫著練兵。
兩家互相幫襯，都發展得特別快。 1940年上半年，山東縱隊發展到5.1萬人，115師發展到7萬多人。加起來12萬多人，佔了八路軍總數的三分之一。
山東人多，兵源足。整個抗戰期間，送了115師3萬多人，往新四軍送了5,000多人。
黎玉抓部隊有一套。他覺得光能打不行，得有覺悟。所以特別重視政治教育，講清楚為啥打仗。他也辦了很多軍政學校，培養基層幹部。這些人後來好多都成了開國將軍、大官。
黎玉在山東做了13年。從1936年一個人騎自行車來，到1949年跟著華東局南下，他把山東從一個黨組織被打散的省份，搞成了幾十萬大軍的根據地。
送了13萬兩黃金，帶出來幾十萬兵。抗勝利後，他當了山東省政府第一任主席，管著七千萬人。解放戰爭時，又當山東野戰軍政委、華東軍區副政委，跟陳毅、粟裕一起指揮大仗。
七大開會，他當選任中央委員，77個人裡排第50，候補委員裡排第6。這位置，說明他在黨內分量很重。
照理說，建國後他怎麼也得當個大官。但從1947年開始，事情變了。
土改的時候，因為路線問題，有人說他搞「富農路線」、「地方主義」、「山頭主義」。 1948年華東局擴大會議批判他，1950年撤了他的候補中央委員。
1949年他到上海當市委秘書長，這官也不小。但才過了三年，1952年2月29號，一紙命令下來，降成勞動工資處處長。
從管幾千人的封疆大吏，變成管工資的小處長。這落差，一般人早瘋了。
可黎玉啥也沒說。他把秘書長辦公室的東西收拾收拾，搬到勞動工資處那間小破屋，開始算工資、管福利。
以前跟他一起打仗的老戰友，有的當了省委書記，有的成了大軍區司令，最次也是部長。黎玉呢，天天坐在小辦公室裡，跟科長、辦事員打交道，處理勞資糾紛。
從往延安送金子的大管家，到管工人工資的小處長。從指揮幾十萬大軍的副政委，到管不了一個科室的基層幹部。
這中間到底發生了啥，當時沒人說得清，後來慢慢才露出點苗頭。
5
黎玉被降職，核心原因是1947年土改時的路線分歧，還有所謂的「山頭主義」。
1947年，解放戰爭正打得激烈。山東是重點戰場，支援前線任務重。土改工作中，黎玉主張對地主、富農別搞得太狠，得給路，不能殺雞取卵。他也強調要保護工商業，別把民族資本家嚇跑了。
但在當時那種環境下，上面覺得他右傾，說他是「富農路線」。還有人說他搞“山東獨立王國”，不聽指揮，這就是“山頭主義”。
1948年，華東局開擴大會議，專門批判黎玉。會上給他扣了幾頂大帽子：右傾機會主義、地方主義、山頭主義。
黎玉在會議上做了檢討，但他心裡不服。他覺得自己是從實際出發，山東情況特殊，不能一刀切。但那時候形勢緊，沒人聽他的。
到了1950年，七屆三中全會上，正式撤銷了他的候補中央委員資格。
這事兒對黎玉打擊挺大，但他還是該幹啥幹啥。 1949年上海解放，他跟著華東局進城，當了市委秘書長。這工作挺重要，管著市委會的日常運作。
但到了1952年，「三反」運動開始了。上海抓了不少貪污犯，有些事兒牽扯到機關內部。黎玉作為秘書長，雖然沒查出他自己貪污，但說他“官僚主義”，對下屬管教不嚴，領導責任跑不掉。
其實更深層的原因，還是當年的那些舊帳。土改時的問題，山頭主義的嫌疑，一直都在那裡掛著。
2月29號那個會，就是給這些問題做了個斷了。降級、撤職，一擼到底。
黎玉接到通知，二話沒說。他把文件簽了，把章交了，搬著紙箱去了勞動工資處。
勞動工資處管的是全市職工的工資標準、福利待遇、勞動保護，事兒雜，還容易得罪人。黎玉以前管全省、管大軍，現在管這些雞毛蒜皮，一般人一定覺得憋屈。
可黎玉幹得挺認真。他帶著處裡的人下工廠、跑碼頭，調查工人的實際生活狀況。那時候工資制度亂，有的工廠工資高，有的低，同工不同酬。黎玉牽頭搞調查，訂定新的薪資標準，盡量做到公平。
有一回，一個紡織廠的工人因為薪水算錯了，少發了錢，鬧到廠裡。黎玉知道了，親自帶人去查賬，發現是勞資科算錯係數了。他讓廠裡馬上補發，還處理了那個辦事員。
工人知道這新來的處長是個大官，沒想到這麼替工人說話。
還有一回，碼頭工人反映勞動保護條件差，沒手套、沒膠鞋，手腳都爛了。黎玉去碼頭看了，回來就寫報告，申請專款買勞保用品。報告打上去，有人說現在財政緊張，先緩緩。黎玉不干，跑到市財政局拍桌子：工人手爛了怎麼工作？這錢必須給！
最後錢批下來了，工人們領了新膠鞋、新手套，都說勞動工資處來了個好處長，不知道這人以前是管山東的大主席。
黎玉平常話不多，在辦公室就是看文件、批條子。下班了就回家，也不參加應酬。他家住的是普通公寓，家具都是舊的，沙發破了一個洞，用布補上接著用。
以前的老部下來看他，有的提著東西，有的想幫他活動活動關係。黎玉一概不收，也不讓幫忙。他說：現在這樣挺好，有工作幹，有飯吃，比犧牲的戰友強多了。
有一次，羅榮桓元帥到上海視察，想起了黎玉，問：黎玉同志現在怎麼樣？下面人說：在勞動工資處當處長。羅榮桓沉默了一會兒，說：可惜了。
這事兒傳到黎玉耳朵裡，他也就是笑了笑，沒說啥。
6
1953年，黎玉被調到北京，擔任中央財經委員會委員。這算是稍微往上提了半格，但還是沒恢復到以前的等級。
在北京，他主要管農業和財政方面的事兒。他跑遍了全國的農村，搞研究，提建議。雖然不在權力中心了，但他還是想為國家做點事。
1956年八大，黎玉還想競選中央委員，結果沒選。這對他又是個打擊，但他還是參加了會，坐在角落聽報告。
後來特殊時期，黎玉也沒能倖免。 1966年開始，他被批鬥、靠邊站，關進了牛棚。以前的那些老帳又被翻出來，說他是“叛徒”、“走資派”，還說他當年運黃金是“投機倒把”。
黎玉那時候快60歲了，身體不好，還得去掃廁所、掏地溝。但他還是那副老樣子，不爭辯，不低頭，讓幹啥就幹啥。
有一天，他在掃院子，碰見個以前的老戰友，那人現在是造反派頭頭。那人看見黎玉，有點尷尬，想打招呼又不敢。黎玉倒好，主動點了點頭，繼續掃地，就像不認識一樣。
1970年代，黎玉被下放到江西幹校勞動。種水稻、挑大糞，啥重活都乾。他那時候腰不好，挑擔子痛得冒汗，但也不吭聲。
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平反工作開始。黎玉的問題慢慢被修正。 1980年，中央正式為他平反，恢復名譽。
但他年紀大了，身體也垮了，沒再擔任實職。他當了中顧委會員，算是個榮譽職務。
晚年的黎玉，住在北京一個普通的四合院。他很少出門，就在家看書、寫字。他寫了不少回憶錄，但從來不發表，也不讓家人拿出去。他說：過去的事兒就過去了，沒啥好說的。
有記者想採訪他，問當年運黃金的事兒，問山東根據地的事兒。他都擺手：都是大家幹的，我一個人有啥好說的。
問他被降職委屈不委屈，他說：組織上定的，一定有組織的道理。咱是黨員，得服從。
1986年5月30號，黎玉在北京去世，享年80歲。
追思會上來了不少人，有老戰友、老部下，還有當年的普通戰士。花圈擺滿了大廳，挽聯上寫著「忠誠的共產黨員」、「山東根據地的創始人之一」。
但最顯眼的，是一副沒有署名的挽聯，上面寫著：“黃金萬兩送延安，不言功；降職一級處長安，不言屈。”
黎玉的骨灰依照遺囑，一部分撒在沂蒙山，那是他戰鬥過的地方；一部分撒在招遠的金礦，那是他戰鬥過的地方。
他走得很安靜，就像他當年在雨中撐著那把破傘走出禮堂一樣，沒驚動什麼人。
關於他的那些傳奇故事，那些黃金、那些大軍、那些爭議，都隨著他的離去，慢慢變成了歷史書上的幾行字。只有在山東的老人嘴裡，偶爾還會提起那個騎腳踏車的年輕人，和那個在雨中遠去的背影。
他這輩子，起起落落，大起大落。從權力的巔峰跌到谷底，又從谷底爬起來一點。但他始終沒變，還是那個穿著舊中山裝、臉上沒表情、心裡有主意的黎玉。
雨還在下著，似乎從來沒停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