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三月的一個傍晚，珠江邊微風帶著濕意。廣州軍區招待所裡，卸下司令員職務的丁盛盯著院牆上搖晃的樹影，嘴裡冒出一句近似自言自語的話：「這頂帽子，總得有人給我摘下吧。」曾跟他轉戰華東、橫渡長江的老參謀愣在那裡，不知該如何接腔。
將鏡頭往回拉。 1913年生於江西貴溪的丁盛，十七歲時參加工農紅軍。四渡赤水，他是紅一師連長；孟良崮，他已是華東野戰軍縱隊司令；解放南京的那夜，他的砲兵連一聲砲響將總統府的燈火熄滅。 1955年，42歲的他授銜中將，先後任廣州軍區司令員、總參謀部副部長，風頭一時無兩。
然而政治風雲瞬息。 1969年，他參與林彪大軍區系統整編；1976年秋，「兩案」偵辦全面鋪開，他被列入重點審查對象。 1982年，中央決定撤銷其黨內職務、免去軍中一切職務，並依副兵團級待遇離休。那一年，他69歲，被要求「退出現役」。
接下來十多年，他像被放逐在歷史的暗角。孩子遠在部隊，老伴陪伴在廣州擠小公寓。每月兩百元生活費，連僱護工都拮据。對外，他很少抱怨；對內，他把文件、批示、證詞、筆記摞成一疊，每張紙上都寫著同一句話－「請組織複查」。
1990年春，他拖著行李北上。人到七旬，背仍挺得筆直。在中紀委信訪室排長隊，他遞交材料；在總政大樓，他一邊喘氣一邊講述往日經過。得到的回饋幾乎相同：問題牽涉「兩案」整體處理，暫無調整可能。口氣不生硬，卻像厚厚的窗玻璃，透得見陽光，卻觸不到溫度。
待遇倒是有小幅起伏。 1992年漲到每月二百五十元；1995年，在多方協調下，他被送回廣州軍區幹休所，生活費提到五百五十元，享有師職標準。熟悉他的人都明白，這樣的「進步」遠遠不是他真正關心的重點。
有趣的是，命運總在不經意處遞來一線光。 1998年盛夏，85歲的丁盛收到北京老友打來的越洋小電話：「老黃要見你，馬上北上。」電話裡「老黃」二字，讓他眼裡冒出久違的神采。
老黃，指的是黃火青。 1900年生人，當年在延安馬列學院任秘書長時就識丁盛。抗戰期間又同在晉察冀；1948年，黃火青出任冀察熱遼軍區副政委，丁盛是所轄旅長。建國後，黃火青當過天津市長、最高人民檢察院副檢察長，1979年擔任「兩案」特別檢察廳長。到1998年，他已98歲。
八月初，北京西區一棟老樓裡，兩位老兵相對而坐。黃火青聲音有些沙啞，卻依舊乾脆：「小丁，你寫個報告，把情況再說明白，我替你簽字。」丁盛顫聲回答：「首長費心了，若能查清是非，我哪怕少活幾年也值。」這一幕只持續了不到半小時，卻讓在場的人都感到一種沉重的人。
報告轉天就遞到中央軍委辦公室。黃火青的簽名像一道特殊通行證，文件未在處室擱淺，直接送上更高層。軍委會領導批示：請紀委核實狀況，提出處理意見。
調查並未順利。檔案零散，知情者多已離世或行動不便；更關鍵的是，「兩案」定性關乎上世紀七十年代的複雜政治舊帳。工作人員悄悄提醒：結論變動，牽連甚廣。程式在拖，時間在走。丁盛在京等了兩個月，只好返回廣州靜候。
1999年一月，複文來了：維持原處分，但鑑於其健康及困難，適當提高醫療、生活待遇。消息像一陣冬風。黃火青再次致電：“事難一蹴而就，先保重身體。”
遺憾的是，身體已不給面子。心臟病加劇，甲亢反复，左眼失明後右眼也出現視網膜出血。七月，他請警衛寫信給黃火青，只有一句話：「還望首長多保重，我們都要堅持到那一天。」信寄出數日，他高燒入院。
九月二十五日清晨，這位曾在長江邊策馬指揮渡江的老兵，未能等到官方的那紙改正書。噩耗傳至北京，黃火青拄著拐杖站在窗前沉默良久。據身邊人回憶，他只說了一句話：“歷史會寫明白的。”
後來，丁盛的遺孀依規定繼續在幹休所生活，待遇比生前又提高了一檔。至於那頂沉甸甸的政治帽子，自此再也無從摘下。
半世紀的硝煙與波折，把許多勝利者推入無奈的灰色地帶。立功、受罰、再申訴……歷史檔案裡冷冰冰的文件背後，是一條老人終身求索的曲折脈絡。它提醒人們：戰場上的勝敗，有時遠不如政治風雲的跌宕來得決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