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10月的一個傍晚，北京的風帶著涼意，京西賓館舞台帷幕落下時已經過了九點鐘。場下掌聲短暫而密集，江青居中，朱德被禮貌地擠在一側，演員們齊聲喊出那句事先排練好的口號。王樹聲坐在靠後排，他抬起頭，只冷冷地掃了台上一眼，隨後拄著拐杖起身離席。
走出大廳，汽車還沒開動，他憤憤地甩下一句：「這傢伙，欺負朱老總，學她個屁！」陪同的警衛員愣住，沒敢接話。夜色裡車燈晃過，王樹聲的側臉顯得格外硬朗，卻透出疲憊。
那一年，王樹聲六十七歲，經歷過西北高原的風沙，也挨過朝鮮戰場的砲火，但最折磨他的並非槍林彈雨，而是眼前這股難以言說的政治逆流。兩年前，軍事科學院幾乎被「當作包袱」砍去大半編制，若非他使勁死扛，許多研究骨幹恐怕早被沖散。
外界只看到「第二政委」頭銜，卻忽略了葉劍英、粟裕同時被打倒後，他實際挑起了全部擔子。 1969年整編風聲最緊的時候，總參曾遞來一紙電報，要求軍事科學院自報「可裁人數」。王樹聲把電報摔在桌上，煙圈一口連著一口，夜里三點依舊沒合眼。第二天，他給各大軍區寫信，挨個推銷自家幹部：「敢打仗，會寫材料，人乾淨。」信件直白得像推銷廣告，卻真心實意；後來濟南、南京兩地分別接納了一百多名技術軍官，再加上武漢軍區的照顧，百餘個家庭避免了流離失所。
有趣的是，忙完安置，他又抓條令修訂。 1970年盛夏，他帶著人跑了三個軍區，只背一個舊皮包，裡面塞了半打問捲和兩瓶藿香正氣水。青島碼頭的水泥地燙得能烙餅，同行參謀勸他去廬山歇歇涼，他卻笑罵：“去山上能看見班排？我要吹空調還下部隊幹嘛！”
這種拼命勁兒並非一朝養成。早在1946年中原突圍前夕，他對懷孕的妻子楊炬說過“等打完仗再要孩子”，可警衛員把要緊的兩味打胎藥悄悄抽走，孩子頑強保了下來——這就是後來高位截癱卻依舊樂觀的王魯光。兒子出事那天凌晨五點多，電話把王樹聲從病房喚醒，他沉默了整整十分鐘，然後叮囑司機：「把同志安全送回去，別追究責任。」話出口，嗓子沙啞得像磨破了砂紙。
1973年春，他終於被食道癌拖進了病房。當護士推來血漿時，他用還算有力的手勢制止：「別浪費，國家更需要健康的小伙子。」臨床隊友勸不動，只能悄悄守在門口。旁人或許覺得他在作戲，可老兵都明白：這位大將一輩子省給別人，罵人兇，心卻軟。
元旦一過，病情惡化。周恩來趕到，握著他的手，聲音低沉：「黨中央、毛主席了解你。」王樹聲眼圈一下紅了，拼著力氣點了點頭，卻沒說一句多餘的話。
1月7日清晨，病房窗外剛露微光，監視器的曲線停住。當日軍區通報只有一句：「王樹聲同志逝世，享年六十九歲。」文件寥寥，但知道內情的人都明白，他將一連串難局頂在了自己胸口。
人們後來常把1972年那聲「學她屁」當作笑談，可若缺了這種犟勁，軍事科學院的故事恐怕就換了結局。江青的聲浪終究漸弱，而那本在夜燈下改得滿是油漬的《戰鬥條令》，卻在許多年後仍印著王樹聲的批註，這才是一個軍人留下的真正迴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