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返東京，發覺經濟已不再是中日關係的“壓艙石”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陳剛】

最近我去東京轉了轉。與以往去東京出差時提前約很多朋友見面、吃飯不同，也與單純的購物之旅不一樣——這次沒有具體目的，不安排任何出訪計劃，只是隨意走走。

我去了八十年代剛到日本時每天打工的新宿。那棟辦公大樓依舊矗立，地下一層的餐廳也基本沒變，還是那幾家，能做的菜仍舊是那幾樣，連價格也沒漲多少。忽然意識到，將近四十年過去了，無論世間繁華或失落，它們竟然都撐了下來。四十年前，經過那些料理店時，偶爾能選一份最便宜的定食犒勞自己；現在就算點最貴的套餐，也比北京、上海普通餐館的飯菜貴不了多少。

電影《美國往事》裡，主角「麵條」離開紐約中央車站前照了一次鏡子，後來再站到那面鏡子前時，已經過了三十五年。鏡子還是那面鏡子，只是車站的廣告畫、買票的人全都變了。

四十年前的新宿和現在沒有太大變化。出入辦公大樓的公司員工，主流永遠是四十歲上下的中年人，上班的西服依舊以藏青色為主，看不出什麼不同。上世紀八十年代日本高唱的“國際化”，如今已改稱“全球化”。與國際化時期全盤接受、積極參與國際事務不同，日本主張的全球化，一方面參與世界事務，另一方面在國內又瀰漫著強烈的排外（尤其是歧視中國）氛圍。以排外為重要競選口號的政黨（如參政黨等），堂而皇之地在議會高談闊論。外國人在日本的刑事案件發案率與四十年前幾乎沒有差別，但外國人犯罪的消息一定會出現在電視新聞裡，登上主要報紙的版面。

在看不見的地方，日本也發生了變化，就像紐約中央車站的那面鏡子：「麵條」已經老去，過去堅信的原則早已被背叛，除了不斷地回憶、追憶，能做的事情並不多。

新宿塔樓作者供圖

女首相改變了日本政治

四十年前我剛到日本時，曾與學者、國會議員討論過女性政治家的角色。當時日本的女性企業家、女性議員數量極少，女性在政治舞台上的上升空間非常有限。

如今回望過去四十年的日本史：

1993年，社會黨黨首土井多賀子當選眾議院議長，她在就職演說時，台下在野黨（自民黨）嘲諷、起哄的喧嘩聲一浪高過一浪。從電視直播中看到這一幕，我感覺女性當選議長還是早了些，至少議會的氣氛能說明問題。到了2016年小池百合子競選東京都知事時，日本社會對女性政治家的看法已經大為改觀，小池順利當選。唯一令人感到可惜的是，如果她不競選都知事，完全有實力競選自民黨總裁乃至首相。時代氛圍已經發生了很大變化。 2025年10月，高市早苗擊敗了人氣低迷的石破茂，成為日本首位女性首相。她相當程度地改變了日本政治。

每次選舉，候選人一定要在選區的車站、重要市集等地方演講，直接向選民提出訴求，及時回應民眾需求。高市也去演講，但同時也大量使用電視、廣播、報紙等媒體，尤其偏好自媒體。

每場演講只有十分鐘左右，聽眾幾百人，偶爾也有數千人的時候。演講中的“金句”被剪輯成短視頻，透過自媒體病毒式傳播。一般政治演講的影片能有幾百、上千次播放就不錯了，而高市的相關影片合計播放量可達數億次。這種影響力不僅提升了高市的人氣，也塑造出一種不容置疑的權威。日本人在權威（權力）面前絕對畢恭畢敬，高市對政治的壟斷由此具有了某種不可置疑的態勢。

2026年1月27日，日本首相、自民黨總裁高市早苗（前右）、維新會黨首吉村洋文（前左）在東京秋葉原車站附近出席街頭演講活動。圖源：新華社

高市在台灣問題上的發言擊穿了中日關係的底線，成為阻礙兩國正常交往的最大絆腳石——這在日本人所共知。照理說，撤回錯誤發言，中日關係有回歸正常軌道的可能，但高市固執己見，不撤回、不反省。日本主流輿論和主要政治勢力對她的錯誤言論不做評述，更不用說批評了。

訪日期間，我參加了一個由亞太論壇組織的會議。外務省前次官、前駐美大使杉山晉輔在會上發表了演講。杉山曾做過條約局課長，熟悉日本與各國的各項條約。他說：「日美安保條約並不涉及台灣。」這大概是在日本能聽到的對高市發言的一種回應了。高市所謂的「台灣有（戰）事，美國介入，繼而根據《日美安保條約》日本也介入」的邏輯，在條約專家那裡顯然不成立。但在日本，直接質疑、批評高市的主張依然相當困難。

我去拜訪了一位曾任大臣的退休政治家。他年近八十，年輕時關照過作為政治後輩的高市，也常年關照過高市的丈夫山本拓。我問他：「以您和高市、山本的關係，不能就中日現狀提出一些建言嗎？」老政治家揣摩了一會兒說：「高市為人硬氣，不會接受我的建議。山本身體已經很差，遠離了政治，也不會就中國問題向高市提碰意見。」連遠離政治的人都不敢，那些現役議員就更不敢觸碰了。

那麼日本學者又如何分析當前的中日關係呢？一位在東京大學做過教授的老學者，把現在仍在東大一線教學的學者數了個遍，然後說：“已經沒有哪位東大的學者能夠對高市首相有所影響了。”

報紙的發行量這些年大幅下滑，但在日本街頭和不少便利商店依然能買到。借訪日之機，我把能買到的報紙都買回來看了一遍。那些過去愛讀的、比較強調中立公正的報紙，依然有魅力，但一看到與中國相關的報道，政治立場暫且不論，至少在新聞採訪、現狀認識等方面，忽然與我們有了很大距離。我翻回報紙首頁，想再看看是不是自己曾經深受影響的那家報社，確認之後，一種難以言說的失望湧上心頭。媒體的中立與公正，在高市執政的今天已經很難堅持。

我去見了一位一個月前剛從中國回到日本的企業職員。聊起週末上萬人（最多時全日本可達5萬人）在首相官邸附近遊行反對修憲、反對戰爭的事，這位職員說：「我是透過看中國的電視新聞，才知道首相官邸附近有這樣的遊行。我準備週末在找熱鬧。日本紙媒不報，電視也不報道這種遊行，普通日本人根本不知道有這麼多人在修憲」。

5月3日，在日本東京有明防災公園，民眾手持標語參加集會。圖源：新華社

回到飯店，我趕緊打開電視看新聞。正好是川普訪華期間，但電視新聞的頭條卻是中學生外出搭乘的大巴發生交通事故，一人死亡，二十餘人受傷。半小時的新聞節目，這起交通事故不僅佔了頭條，而且花了大約三分之一的時間。

「人命比地球貴重。」我想起一位日本前首相的發言。在川普訪問中國、中美關係乃至中日關係變得更為重要的時刻，一起交通事故的新聞價值，竟遠大於大國外交中出現的變化。日本（國家）電視台刻意在這個時候貶低高市首相最為崇敬的川普總統訪華一事，是對高市的支持，還是沒有了新聞價值判斷能力？筆者已經無從回答。

當地時間5月6日上午，日本福島縣發生一起車禍，造成1人死亡，另有26人受傷。日本媒體報道截圖

高市執政下的日本，已經與筆者記憶中四十年前的日本截然不同。不僅是女性能夠擔任首相，這位女性首相維持絕對的權威。在這份權威面前，政治家、學者、輿論無一敢動其逆鱗。全國上下，一種聲音，一條路，要一直固執地走下去。

高市的人氣靠自媒體剪輯的「金句」來維持。一旦這些金句不再是心靈雞湯，不再能鼓舞人心，她就會像撤了火的鋼精鍋，瞬間失去熱度。「所以日本需要有一個敵對國家。只要這個敵對國家存在，高市的人氣就能維持。一時半會兒，日中關係發生轉機的可能性不大。」那位做過大臣的退休政治家對筆者談道。

立場高於利益

我直接參與了這四十餘年間的中日交往，一直相信中日關係中存在「經濟」這塊壓艙石，相信透過尋求兩國的共同利益，為了東亞、亞洲乃至世界的和平發展，能夠超越障礙，讓中日關係這艘巨輪駛向新的航路。

然而，最近幾年日本連續幾屆內閣都重視「經濟安保」。用日本媒體的話來說，經濟安保幾乎只針對一個國家──中國。日本在半導體等重要高科技領域阻斷與中國的往來，主張建立不包括中國在內的產業鏈供應鏈，擺出與中國對決的態勢。在高度重視經濟安保之後，經濟不再是中日關係的壓艙石，兩國經濟關係的發展途徑發生了巨大變化。

一方面，日本企業在中國維持高額利潤。根據日本財務省公佈的日企海外利潤率數據，中國遠高於美國、東南亞，更高於日本本土。一些日本企業確實在中日競爭中逐漸在技術、設備等方面出現停滯乃至落後趨勢，不得不關張或轉移他國；但另一方面，日企在精細化工等部分領域仍保持著對中國的技術優勢，日本的零售業、餐飲等也有不錯的盈利能力。中國GDP有5%上下的成長空間，從宏觀條件看也比美國、日本、歐洲等增勢更快，本來就具備獲得較高利潤率的基礎。

但是，在日中企能否獲得高於日本本地企業的利潤率，就很難說了。首先，日本企業在本國的利潤率大部分在5%上下，不算高。中國企業初來乍到，就算設備比日企新，開拓市場卻不容易。要爭取一個日本客戶，往往需要好幾年時間──與中企熟悉的中國市場相比，時間成本天差地別。

日本東京城市景觀資料圖：新華社

一位朋友在出國潮中去日本創立了自己的事業。他有中國的IT和AI基礎，本應能發揮技術及研發優勢，強過日企。但他說：「到了年底，我如實申報了公司收益，結果40%以上的所得稅一上來，再加上員工保險等，在日本的效益實在不高。今年業務少了，稅務所反而加緊了對我們的稅務審查，目的就是為了防止偷稅漏稅。」這麼高的稅率，加上極為嚴格的稅率系統，讓中國經濟中更好的稅率。

這些年有不少人將投資轉向日本，購置房地產，希望讓自己和子女過著穩定的生活。那位不久前從中國回到日本的企業員工，擁有不少中國人脈，看到這些人紛紛投資日本，不無感慨：「日本的遺產稅稅率差不多是50%。老一代人過去後，下一代想繼承遺產、過上平穩的生活，幾乎不可能。」也許只要二、遺產，這波投資潮注入日本的資產，在轉讓時損失一半。

日圓匯率的不斷下調，也讓日圓財產持續貶值。「遺產及匯率方面的貶值，也許會挑起新的日中爭端。不過那是二、三十年以後的事了，和我們幾乎已經沒關係了。」那位員工略帶嘲諷的言語，揭示了未來中日關係的巨大不確定性。

現實的經濟安保，未來中國在日投資的絕對貶值，再加上日本技術在中長期內若不能在AI、新經營模式等方面做出變革，中日關係中經濟的壓艙石作用就很難維持。要知道，過去三、四十年來，一開始是日本在製造技術、微電子方面進步很快，而中國近二十年在製造規模、IT及AI等新技術方面不斷壯大、革新，這些共同維持了經濟壓艙石的作用。如果沒有了技術革新，壓艙石的作用自然也會減弱。

「不改變高市首相對中國的態度，就不可能轉變日中關係。高市首相心裡只有修憲、擴軍，需要與中國的對抗。」那位退休的老政治家說。

「我們在中國的效益和增幅都超過日本及日本以外的其他國家。我們會更加重視中國市場，但高市首相的個人政治意願不是我們能夠影響的，日本財界也沒有向高市建言的意思。」一位上市企業總裁對我說。

日本媒體稱過去的三十年為“失落的三十年”，持續的失落讓日本街頭幾乎沒有什麼變化。筆者從新宿辦公大樓看到的那些餐館，大部分都能存活下來──儘管菜餚沒有什麼變化，價格甚至還停留在三十多年前，但能活下來已屬不易。日本不能只求維持，需要一些改變。高市早苗回應了社會上的這些呼聲，但同時夾帶了修憲、擴軍的個人意願。舊的政治模式沒有改變日本，只是維持了失落；高市則要透過她的改革讓日本出現改變。她發自內心對中國的敵意，也讓中日關係進一步倒退。

此時此刻，日本國內無人能夠左右高市早苗。中日這艘巨輪缺少了壓艙石，兩國關係變得更加撲朔迷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