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淵衝（1921年4月18日-2021年6月17日），出生於江西南昌，畢業於國立西南聯合大學，中國著名翻譯家。
在人生成功的過程中，須具有三種因素： （1）天才：學問方面，天才成分占得多。有無發明與創作是不止以得多少分數、幾年畢業所能達成的。 （2）努力：道德方面，努力成分占得多。每個人都有他所應做的事，做到盡善盡美就是成功。 （3）命：事業方面，命或機會成分占得多。命指人在一生之中所遭遇到的宇宙之事變，而且又非一人之力所可奈何的。（摘自馮友蘭單詞）
在我認識的同學中，楊振寧的成功是三種因素都具備了的。第一，先談天才，他4歲就認字，他的母親教了他3000多個；而我4歲時才學會300個字，我的母親就去世了。他5歲讀《龍文鞭影》，雖然不懂意思，卻能背得滾瓜爛熟；而我只會看白話小說，背《水滸》一百零八將。只有造型藝術，他用泥做的雞使他的父親誤以為是一段藕；而我卻會畫唐僧取經。 可見我長於形象思維，而他的邏輯思維卻遠遠超過了常人。
馮友蘭先生說：成功的人考試分數不一定高。這話對我說來不錯，因為我雖然翻譯了幾十本詩詞，但翻譯課和英詩課考試的分數都在80分以下；而楊振寧卻是分數既高，成功又大。他考入西南聯大時，是兩萬人中的第二名。和我同班上葉公超教授的大一英文時，第一次小考要在一小時內聽寫50個詞彙，5個句子，回答5個問題，還要寫一篇短文。我考了85分，這是我在中學從來沒有得到過的分數；而振寧卻得了95分。期末考試兩個小時，他只一小時就交了頭卷，成績又是全班第一。而物理和微積分，不是100分就是99，無怪乎他小時候就說將來要得諾貝爾獎金了。這不是天才嗎？
成功的第二個因素是努力。每個人應該做的事如果做得盡善盡美，那就是成功。楊振寧在初中的兩個暑假裡，跟清華大學歷史系的高材生丁則良學上古的歷史知識和《孟子》，結果他全部《孟子》都背得出來。這不是盡善盡美嗎？而我的歷史知識卻是聽鄉下大伯講《三國》、自己看《說唐》等書得來的；至於《孟子》，我只會背開頭一句：“孟子見梁惠王，”和“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我是學文的，他是學理的，這樣一比，更看得出差距多麼大了。楊振寧的父親武之教授說：“1928年我回國時，振寧6歲，在廈門和在清華園，我已感到他很聰明，領悟能力很強，能舉一反三，能推理，還善於觀察，他的表達能力也不錯，在北平崇德中學唸書時，參加演講比賽，得過兩個銀盾，他的演講稿是他自己準備的。”
比起他來，我的領悟力，推理力，觀察力都相差很遠；只有表達力，他更善於說理，我更長於抒情；我在小學演講得過第二，中學英語演講也得過第二，所以後來在大學講課，還能有吸引力，甚至有感染力。
振寧二弟振平說：“ 6歲的大哥常去海濱散步，很多孩子都在拾貝殼。大哥挑的貝殼常常是很精緻，但多半是極小的。父親說他覺得那是振寧的觀察力不同於常人的一個表現。” 而我在畫牛魔王大戰孫悟空的時候，卻只畫了牛魔王的兩隻角，而沒有畫耳朵，因為我不知道牛耳朵畫在什麼地方，可見我的觀察力差。振平又說：“振寧生來是個’左撇子’。母親費了一番精力把大哥吃飯，寫字改成右手，可是他打乒乓，彈彈子，扔瓦片，仍舊自然地用左手，因為人的左腦控制右手，而右腦控制左手。我常常在想他後來異乎尋常的成就也許和兩邊腦子同時運用有關係。”
我寫字，打乒乓，從來都用右手，所以重文輕理，不如他文理兼優了。振平還說：“唸書對振寧是很不費勁兒的。他7歲就進了小學三年級。一般孩子對唸書覺得是苦事，他則恰恰相反，他生來就有極強的好奇心，敏銳的觀感。”我“有時翻開大哥高中時的國文課本，記得在李白的《將進酒》長詩後面有他寫的幾個字：’ 勸君更盡一杯酒，與爾同銷萬古愁。絕對！’ 多年以後我問他為何把王維《渭城曲》的一句和李白的《將進酒》的一句湊在一起，他說那是父親當年在安徽某小城的一個酒家看到的一副對聯。”由此可見他是怎樣毫不費勁就學到了古代詩句的。振平又說：“大哥進了大學以後，開始念古典英文書籍，如《悲慘世界》，”“他常常一面看，一面翻譯出來，講給弟妹們聽。每天講一小段，像從前中國的說書人一樣。我們聽得不但津津有味，而且上了癮，每天吃晚飯後就吵著要他說書，可惜他有一個大毛病，在一本書還沒講完之前，他就已經開始講第二本了。”振寧邊看邊翻譯，說明了他學習不費勁的原因。我在大一時邊聽《政治學》邊翻譯成英文，也加強了中譯英的能力。振寧的妹妹振玉說：“大哥童年時在清華的玩伴，畫家熊秉明當時已顯出藝術才華。他和大哥合作自製土電影放給難得有機會看電影的孩子們看。由秉明畫連環圖畫，大哥在舊的餅乾筒的圓口上裝上一個放大鏡，筒內裝一隻燈泡，當連環畫在放大鏡前抽過時，牆上即有移動的人物。”在當時困難的情況下，這真可以算是盡善盡美的土電影了。
武之先生做總結說：“振寧天資聰穎，得天獨厚，又刻苦努力，竟集學問之大成，成為世界級的科學家，已對人類做出重要貢獻，為中華民族爭光。”這就是說，在取得成功的三個因素中，他既有先天的才能，又有後天的努力。那麼，第三個因素人生的機遇如何呢？ 楊振寧自己說：“從1929年到抗戰開始那一年（1937）， 清華園的8年在我回憶中是非常美麗，非常幸福的。那時中國社會十分動盪，內憂外患，困難很多。但我們生活在清華園的圍牆裡頭，不大與外界接觸。”
這就是他得天獨厚的童年。
1938年他在昆華中學上高中二年級，卻以同等學力考取了西南聯大，據振平說，是兩萬考生中的第二名。我也在同一年考取聯大，是外文系的第七名；第一名是江蘇才女張蘇生，她大一英文的成績最高，比振寧和我都高10分。但大二時上吳宓教授的歐洲文學史，我的考試成績居然比她高出兩分，這就增加了我學好外文的自信心。有一次我和她合作打橋牌（Bridge：音譯“不立志”），本來是一副“大滿貫”（Grand Slam）的牌，她卻“不立志”，只叫到“三比大”（3 No－Trump）就剎車了。 這似乎預示了我們後來不同的命運。 1942年她和楊振寧同時考入清華研究生院（那時叫研究院）；我因應徵到美國志願空軍去做英文翻譯，直到1944年才入研究院，雖然沒有念完，卻將英國17世紀桂冠詩人德萊頓的詩劇《一切為了愛情》譯成中文，這是我翻譯的第一本文學作品。
1944年楊振寧考取清華公費留學美國，這是他一生成功的一個重要機遇；同時考取的有聯大工學院的助教張燮。張燮是我中學時代的同學，他和熊傳詔同班：熊是文科冠軍；張是理科冠軍，曾得江西省數學比賽第一名。來聯大後，楊振寧是理學院的狀元，張燮是工學院的狀元。當時工學院有一門必修課程的考試最難通過，全班常有一半學生不及格，張燮只用了一半時間就交了頭卷，而且得了滿分，工學院的同學都說他是天才。
但1957年楊振寧得諾貝爾獎時，張燮卻在雲南大學被打成了右派，從此一蹶不振，兩個天才的命運如此不同，真有天淵之別！
在他們兩人公費留美時，我報考了法國文學，成績是第四名，只能自費出國。這是我一生的重要關頭。假如我也去了美國，那本世紀就不一定有人能將中國古典詩詞譯成英法韻文了。在楊振寧得獎的前一年，我出版了英國名劇《一切為了愛情》，後一年又出版了法國羅蘭的小說《哥拉布布勒尼翁》，還將毛澤東的詩詞譯成英文詩和法文詩。當時的高等教育部公佈了《高教六十條》，說外語一級教授必須精通兩種外文。
在我看來，“精通”至少是要出版兩種外文的中外互譯作品，這也就等於外文界的諾貝爾獎了。不料評的結果，沒有一個一級教授用兩種外文出版過作品，而我這個符合規定，出版了中、英、法三種文字作品的人，卻只評為最低級的教授，因此我想到，假如楊振寧像我一樣在50年代初就回到中國，他肯定得不到諾貝爾獎，假如我留在國外，也取不到今天的成績。因為中國人的作品在國外屬於少數民族的文學，在美國如果不受種族歧視就算好事，而在法國出版的中國古詩選都是不押韻的，所以我的詩體譯文在國外很難出版，現在出了50多本，已經可以算是不幸中的大幸，這就是命運了。楊振寧說過：“我一生最重要的成就是幫助克服了中國人覺得自己不如人的心理。”
英文和法文是英美人和法國人的最強項，中國人的英法文居然可以和英美作家比美，這也可以長自己的志氣，滅他人的威風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