滕代遠是公認的革命元勛，卻很少有人知道，他曾在抗戰最艱難的時刻，從毛主席身邊被“挖”到華北前線，填補了左權犧牲後彭德懷身邊的參謀長空缺。
1942年5月，八路軍副總參謀長兼前方總部參謀長左權，在太行山區反“掃蕩”的十字嶺突圍戰中壯烈犧牲，年僅37歲。這個消息傳來，彭德懷這位鐵血將軍當場紅了眼，一拳砸在石頭上，半天說不出話。左權是他最默契的搭檔，兩人在華北前線並肩作戰五年，不管是百團大戰的周密部署，還是反“掃蕩”的靈活應對，左權總能精準領會彭德懷的作戰意圖，有時候彭德懷剛說出想法，左權已經把具體方案擬好，連朱德都曾說“彭左配合，相得益彰”。當時朱德已回延安，八路軍總部的指揮重任全壓在彭德懷肩上，左權的犧牲，等於斷了他的一臂。
左權不僅是戰術高手，還搭建起了八路軍總部的參謀工作體系，部隊調度、情報匯總、後勤協調全靠這套系統運轉。他犧牲後，這套體系瞬間陷入癱瘓，彭德懷既要統籌全局指揮作戰，又要處理參謀工作的繁雜事務，常常幾天幾夜合不上眼。華北戰場局勢緊急，日軍頻繁發動“掃蕩”，幾十萬八路軍和地方武裝需要協調，根據地的補給、通訊也得隨時跟進，沒有一個得力的參謀長，總部根本撐不下去。
可合適的人選太難找了。彭德懷思來想去，給中央發去電報，提名了三個人選：中央軍委參謀長葉劍英、剛從蘇聯養傷回國的林彪，還有抗日軍政大學校長滕代遠。毛主席和朱德、王稼祥反覆商議，很快給出了答覆：林彪病情未愈，無法承擔高強度工作；葉劍英在延安要統籌軍委工作、處理統戰和外事事務，根本離不開；綜合來看，滕代遠是最合適的人選。
這個決定讓中央頗為為難，因為滕代遠當時正在毛主席身邊身兼數職，是核心圈重要成員。1938年1月起，他就出任中央軍委參謀長，直接協助毛主席、朱德指揮全國敵後抗戰，後來調任抗大總校副校長兼副政委，同時仍承擔著軍委相關協助工作，深得毛主席信任。把他調走，相當於從毛主席身邊“挖人”，延安的相關工作得重新調整銜接。但華北前線的安危事關全局，毛主席最終拍板：“彭德懷在前線更需要他，就把滕代遠調過去！”
滕代遠和彭德懷早就有過生死與共的交情。1928年7月，兩人一起領導了平江起義，創建了紅五軍，彭德懷任軍長，滕代遠任黨代表，後來又一起率部奔赴井岡山，與朱毛紅軍會師。紅五軍擴編為紅三軍團後，他們又分別擔任軍團長和政委，配合多年，彼此的性格、作戰風格都了如指掌。這種老戰友的默契，正是當時彭德懷最需要的。
1942年7月接到調令後，滕代遠沒半點遲疑，簡單收拾了行囊就從延安出發。當時日軍封鎖嚴密，他迂迴穿過陝北、黃河、汾水等多道封鎖線，日行夜宿三十五天，8月中下旬才抵達太行山區的八路軍總部。彭德懷親自到洞口迎接，兩位老夥計緊緊握手，沒有多餘的寒暄，只一句“路上還順？”“能到就算順”，就立刻投入到工作中。
上任第一天，滕代遠就鑽進參謀室，翻遍了左權留下的作戰筆記和地圖，又找老參謀們逐一了解情況，很快就接手了全部工作。他沒有照搬左權的做法，而是根據當時的戰局，提出了“分塊集群、機動穿插”的思路，把總部機關精簡一半下沉到各分區，還將情報組與情工隊合併，提高了情報傳遞效率。1942年12月，他在麻田鎮主持召開首次情報工作會議，明確了情報工作以戰略偵察為主，重點搜集敵佔大城市和交通線的信息，還從各軍區抽調骨幹幹部，加強敵占區情報網絡建設。
面對根據地物資短缺的困境，1944年，滕代遠和副參謀長楊立三一起提出了“滕楊方案”，在部隊推行增產節約，規範物資管理和經費使用，很快扭轉了根據地的供應難題。他和彭德懷的配合依舊默契，彭德懷性格急躁，遇到急事容易上火，滕代遠總是沉穩應對，耐心梳理思路，兩人互補短板，讓八路軍總部的指揮效率很快恢復到左權時期的水平。1943年9月，彭德懷返回延安，之後滕代遠繼續堅守華北前線，獨自主持八路軍前方總部工作，在他的調度下，太行、太岳根據地多次成功粉碎日軍“掃蕩”，還主動開展破襲戰，打亂了日軍的作戰部署。
滕代遠在前方總部參謀長任上一直干到抗戰勝利，他不僅填補了左權犧牲後的空缺，還根據戰場實際完善了參謀工作體系，讓這套體系不再依賴某個人，變得更具穩定性。而他從毛主席身邊被“挖”到前線的這段經歷，也成為抗戰時期中央統籌全局、調配人才的典型案例。
戰爭年代的人才調配，從來都是以大局為重。滕代遠放棄延安的安穩工作，義無反顧奔赴最危險的前線，這份擔當讓人敬佩。你覺得在生死攸關的時刻，這種“舍小為大”的人才調配，是不是贏得戰爭的關鍵？如果當時中央沒有調滕代遠，彭德懷還能找到合適的參謀長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