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寶倉墓地曝光，墓前狀況令人意外，與吳石、朱楓墓截然不同。
他是四烈士裡最早回來的那一個，卻安在最安靜的地方，陳寶倉，名字一提，很多人先停一下，再想起馬場町那天的名單，1950年火化，偷渡回到這邊，1953年進八寶山，腳步搶在前頭，身影卻在記憶裡慢了下去。
那塊墓，很素，白碑一塊，正面刻著名字，背面整片留空，清明走的人流過去，腳步快，停下來的不多，花不常見，香也淡，冷不是因為功勞輕，早走，事少，動靜小，聲音就低下來。
馬場町的刑場在1950年6月10日，四個人一批走完，吳石，朱楓，聶曦，陳寶倉，這些年都追認烈士，骨灰也都回了，路各走各的，各有多道坎，朱楓的兒子繞了六十年才找到骨灰盒，吳石家在九十年代把遺骨接回，葬在福田公墓，陳寶倉這邊，處決沒多久，骨灰到了香港，很快又從香港轉回大陸，回來的最早，在公眾記憶裡卻放得最久。
走得快，準備不及，死當天，他留了封絕筆信給段翔九，意思清楚，死刑已定，請火葬，請轉告家人，信最後到了他妻子師文通手裡，那會兒政治犯遺體沒人敢認，師文通託了兩個朋友，硬把遺體領出，送火化，火化以後手裡只剩一盒灰，這灰不適合留在那邊，得想辦法回來，路在香港，得找人帶走，她想起女兒同學殷曉霞，這姑娘正要去香港，再去上海考學，一盒骨灰就變成她隨身的行李，放進包裡帶上船。
船靠香港，入港證辦不下來，岸上不讓上，行李在手，灰在包裡，夜里風浪不小，她把自己的東西都扔了，只留骨灰盒綁在腰上，摸黑下海，游到岸邊，有人接她上來，帶她去見在香港的師文通，盒子一打開，灰是濕的，海水滲進去，一盒東西，從台北刑場到香港海灣，沿著鋼絲走過來，稍一失手就沉下去，連個名字都留不住，那一年是1950年。
1953年，中央做了一場很省的公祭，主持的是李濟深，當時的國家副主席，很多人以為會很大場面，其實不到二十個人在場，吳石案沒解密，陳寶倉的身份不便多講，祭文念完，骨灰盒送進八寶山，碑做得很簡單，白色漢白玉，豎著，不高，正面刻著陳寶倉烈士之墓，落款寫北京市人民政府1953年9月，背面空著，籍貫沒有，生卒沒有，職務沒有，連為國捐軀四個字都沒落，白碑立在樹蔭裡，像一塊普通石頭，正是這份空白，後來救了它。
文革裡，八寶山不少烈士墓被毀，瞿秋白的墓被人拿著鎬頭剷平，還有墓被起出骨殖，標籤一貼，後人不願留墓，陳寶倉的墓還在，沒人動，想動的也看不出來要動誰，太普通，陳家早就做了決定，從簡，不留生平，外頭說低調，骨子裡是自保，風一變，牌子翻面就成包袱，烈士證書上有主席簽名，抄家時一樣會被扔進紙簍，陳家人伸手把那張從紙簍裡撈回來，那就是那個時候的做法。
拿吳石和朱楓的歸來一比，才看出這個“早”的重量。
吳石在1994年回，朱楓在2010年回，找人，找檔案，找存放記錄，走了好幾代人的腳力，朱楓的兒子朱明找了幾十年，有一陣子停下，後來靠一個陌生人在台北殯儀館名冊裡看到朱諶文，覺得像把朱諶之寫錯了，順著線頭確認，骨灰在那裡放了六十年，相比之下，陳寶倉的線一路順，順到後來很少人再回頭去翻他的故事，有人掃墓，走到八寶山里看見一塊白碑，碑前無花無供，拍了張照片，回去查資料，才對上馬場町四烈士這個名字，網上資料不多，他自己整理了些，說每年清明會去獻花，陌生人在無花的墓前接過祭拜的事，這束花拿在手上，分量很實在。
保密局的審訊記錄裡給他的字眼不是頑抗到底，用的是狡獪和鎮定，這兩字，意思就是不好審，什麼都不說，縫都不露，電刑受過，吊打捱過，嘴還是緊的，獄裡不說，臨前寫了很乾淨的遺言，行刑那天衣服整齊，走路不亂，性子什麼樣，吳石用八個字形容，水面一平，心中似鐵。
三座墓，三種收場，吳石在福田公墓，墓上有麒麟浮雕，石作精細，朱楓在寧波烈士陵園，方向對著海，台階兩百多級，兒子捧著骨灰盒一路喊著慢點我們到家了，陳寶倉在八寶山，白碑一塊，背面空白，親人來得不多，很像這個人，不是配不配，不是功績大小，他選了最靜的落幕。
2013年，北京西山建成無名英雄紀念廣場，他和吳石、朱楓、聶曦四人並肩立像，站在群雕中間的位置，2025年6月10日，犧牲七十五週年紀念，三百人到場，花圈從台階鋪到廣場四角，這一次沒有刑場，沒有絞架，只有人群站定，掌聲在風里傳過去。
那塊墓碑背面的空白，不是忘寫，是當年的打算，陳家不想刻生平，只想讓這座墓一直安穩存在，現在回看，這份選擇讓墓保住，也讓一個人的體面保住，刻字容易被貼牌，白碑更像他本人，不爭，不吵，腳步穩，口風緊，走得靜，走得乾淨，人不在，故事沒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