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觀察】
光明日報記者 陳慧娟 光明日報通訊員 張愷芮
編者按
4月2日是國際兒童圖書日。閱讀之於兒童的意義，已毋庸贅言。但對於一些鄉村地區的兒童而言，閱讀仍然面臨困境。本期深入鄉村校園，探求鄉村兒童閱讀困境的破解之道。
小平（化名）是一名有閱讀障礙的孩子。“古詩詞能背，但照着念反而不認識。”完整地讀完一本書、真正走進文字的世界，對他而言，曾是一件奢侈的事。然而在四年級這一年，他用一種特別的方式，“讀”完了《窗邊的小豆豆》。
這一切，源於甘肅瓜州縣雙塔鎮中心小學與公益組織合作開展的遠程閱讀課。課上不僅有志願者伴讀，還有提問和討論。“小豆豆的哪個故事讓你印象深刻？”小組中，四個孩子分享了四個故事，小平也“聽”到了四個故事。
雙塔鎮中心小學語文教研組長張玉榮，也是小平的語文老師。每天，她都會組織全班進行15分鐘的自由閱讀，並邀請學生朗讀自己喜歡的片段。藉助高頻率的伴讀與互動，小平“聽”完了整本書。這個一度被課堂“遺忘”的孩子，觸摸到了比課本更遼闊的世界。
小平的故事或許特殊，但鄉村孩子的閱讀困境普遍存在。閱讀不僅是獲取知識的手段，更是激發好奇心與探索欲、滋養想象力與創造力的重要途徑。如何讓孩子擁有純粹而愉快的閱讀體驗，真正愛上閱讀，曾是困擾張玉榮和許多老師的難題。而今，他們正在一步步接近答案。
學生在山東青島李滄區李村新華書店挑選書籍。張鷹攝/光明圖片
湖北咸寧東港村農家書屋內，孩子們在閱讀。劉建平攝/光明圖片
缺失的“中心環節”
一位教育心理學家指出，0到3歲是培養兒童閱讀興趣的黃金期，3到6歲是發展閱讀能力的關鍵階段。閱讀推廣專家同樣認為，若一個人在13歲至15歲前還未建立閱讀習慣與對書籍的情感，此後很難再從閱讀中獲得樂趣。
然而，培養孩子自主閱讀並非易事，在鄉村，難度係數更高。
長期推動鄉村兒童閱讀的公益組織“多閱閱讀橋”（以下簡稱“多閱”），調研過十餘所鄉村學校。其外聯負責人張升華告訴記者，這些學校的藏書量近年來顯著提升，“有的學校只有兩三百名學生，卻藏有一萬冊書”。但與391個孩子深入交流後，她發現問題依然存在：“當被問及‘最喜歡的書’時，大多數孩子回答的是課本、作文選或網絡流行小說，僅有41人提到了其他書籍。”
人民數據研究院2023年發布的《中國兒童閱讀發展研究報告》顯示，鄉村兒童閱讀啟蒙時間普遍較晚，僅3.7%的孩子在3歲前接觸閱讀，遠低於城市兒童的30.5%。從閱讀量看，45.8%的城市兒童半年讀書超10本，其中19.9%達31本以上；而鄉村兒童中僅有24.3%達到10本以上。
書已到位，為何難以“翻開”？
國際安徒生獎得主、兒童閱讀專家艾登·錢伯斯提出的“閱讀循環圈”理論指出，閱讀是一個由“選書”“閱讀”“回應”和“有協助能力的大人”四個環節構成的循環過程。
循環始於“選書”，對兒童而言，圖書的數量、內容適配度及陳列方式都至關重要。“閱讀”包括閱讀時間、聽故事與自主閱讀，必須保障孩子有固定時間沉浸書中。“回應”強調關注孩子在閱讀中的反應——通過傾聽與分享，他們探索不同領域的興趣將自然提升。
而“有協助能力的大人”是循環的中心。錢伯斯認為：“不閱讀的孩子，背後往往站着不閱讀的大人。”對鄉村兒童來說，“有協助能力的大人”常常缺席。
多位鄉鎮小學教師表示，校內留守兒童比例約四分之一，即便父母在身邊，隱性的陪伴缺失也很普遍，“很多家長早出晚歸，與孩子交流非常有限”。
這樣的環境，容易將孩子推向“手機”。武漢大學中國鄉村治理研究中心發布的報告顯示：四成留守兒童擁有專屬手機，超半數使用長輩手機。67.3%的家長認為孩子有手機沉迷傾向，21.3%的家長認為已嚴重沉迷。
一旦滑入屏幕世界，孩子很難再主動走向書本。
要達標的不僅僅是藏書量
當家庭引導缺位，學校便承擔起更重的責任。
儘管許多鄉村學校在藏書量這一“硬指標”上已達標，但在中國礦業大學（北京）文法學院副教授盧瑋靜看來，真正適合孩子的優質讀物依然匱乏。
在鄉村學校，以雙塔鎮中心小學為例，圖書很大比例來自捐贈。“捐贈是沒有規劃的，所以適配度肯定就比較低。”張玉榮告訴記者。
另一個問題是書的流動與可及性。北京某小學語文教師孟冀（化名）介紹，該校設有專職圖書館老師，負責按年級遴選圖書，並每年更新暢銷童書。但這在許多鄉村學校難以實現。
“很多地區按1∶12的師生比配置教師，最低也要1∶19，即便按這個標準，我們還缺近20人。”雲南省尋甸縣仁德第四完全小學副校長鬍思珏表示。“連生活老師都沒有，更別說圖書管理員了。”一位農村寄宿制學校教師補充道。
張玉榮認為，有書是第一步，真正讀起來是第二步。要實現第二步，必須保障閱讀時間，營造閱讀氛圍。
雙塔鎮中心小學邁出的第一步，是在晚自習時划出半小時作為全校閱讀時間。“一開始我們設置的是15分鐘，現在變成了30分鐘。雖然犧牲了一部分教學時間，但要用長遠的眼光去看閱讀這個事情。”張玉榮說。
有人曾經向胡思珏提出，語文課上不能完成閱讀任務嗎？在這個問題上，幾位語文老師的看法是一致的。他們表示，語文課上更多教的是閱讀方法，但要把這些方法遷移到自主閱讀中，還需要孩子們平時大量閱讀。而且，要培養閱讀習慣，同樣需要科學的方法。在這方面，不論是師資力量還是老師的能力儲備都有所欠缺。
閱讀陪伴很重要
彌補鄉村教育短板，越來越多社會力量也正在努力着。以“多閱”為例，該組織2012年發源於上海，最初服務於流動兒童學校。在嘗試圖書角捐贈、教師培訓、親子共讀等多種模式後，最終發現“志願者閱讀陪伴”效果最顯著。“我們與復旦、華東師大等高校合作，招募大學生和退休教師擔任志願者。他們熱愛閱讀，滿懷教育熱情。”張升華說。
但想要觸達更多學生，人力是一個非常現實的制約因素。“多閱”的選擇是志願者遠程閱讀陪伴。
這樣的陪伴並不是零敲碎打，而是每學期8次閱讀課，全班共讀一本書，輔以每日半小時自主閱讀，由鄉村教師陪伴鄉村孩子閱讀自己感興趣的書籍。課程時間固定，如在周三下午全校統一開展。書目由“多閱”與校方共同商定。
“一個高校社團對接一所學校，兩名志願者帶一個班。志願者主導課堂，語文老師維持秩序。”張升華介紹，志願者將孩子分成小組，以合作方式挑戰深度問題，如共繪“西遊取經路線圖”。同時課堂還引入積分制度，每個小組回答完一個問題都會拿到相應積分，學期末根據積分進行評獎。
為“多閱”進行項目效果評估的志願者丁一諾是一位社會學博士。她分析，這樣的閱讀具有社交屬性，“可能有的孩子本想偷懶不看了，但是一進到班級，發現周圍同學都在聊這個故事情節，他就會想要看一看”。
這是另一種形式的語文課嗎？張玉榮認為，這種以“閱讀課”形式開展的伴讀分為幾個層次：最基礎的是志願者帶孩子讀完一本書；其次是每節課設置任務與問題，推動討論與交流；最深層的，是課堂不追求“效率”，而是傾聽每個孩子的想法，鼓勵表達、創造與多元視角——“這恰恰是我們老師做得不足的地方”。
回歸教育的本質
這個過程中，鄉村教師也是學習者，並開展了更多探索。
胡思珏所在的學校就策划了“整本書閱讀”活動。“我們在活動開始時會先給孩子們上一節導讀課，告訴孩子拿到書後怎麼著手讀，並制定閱讀計劃。一個月或者一個半月之後，我們開展一節推進課，檢查孩子們上一段時間的閱讀情況，繼續教授閱讀方法，引導孩子們往下讀。學期結束時，我們會再開一次交流課，讓所有的同學交流閱讀心得、感悟。”
閱讀“氣氛”的營造方式是豐富的。
孟冀介紹，自己所在的學校，每個年級都有小型讀書俱樂部，有的孩子喜歡科幻類，有的孩子喜歡人物傳記類，根據喜好不同組成不同的俱樂部。學校有以書院為名的讀書社團，參與其中的孩子會在每天的廣播時間為其他同學介紹各種書籍，定期在學校報告廳舉辦分享會。
此外，每年5月是學校的讀書節月。孟冀特別指出，讀書節是全校多學科的聯動，“春天，孩子們製作‘春之萌發’卡片，摘抄春天的詩；美術課有畫‘環保包’的活動……”
令人欣喜的是，這樣的活動也逐漸在更多鄉村學校展開。
胡思珏介紹，雲南尋甸縣仁德第四完全小學2020年開始嘗試舉辦讀書節活動，第二年除朗誦古詩詞外，學校還帶領學生編排舞蹈。“以後每一年讀書節的活動都比上一年更豐富。”她說。如今，仁德第四完全小學作為全縣規模最大的農村小學，還“領辦”了周邊兩所小學，把閱讀活動等經驗都帶了過去。
不過，挑戰依然存在。
在盧瑋靜看來，從整個鄉村環境來說，孩子還做不到自由取閱。一位山西的駐村幹部告訴記者，以她所在的村子為例，這些年來，農家書屋的硬件條件都有了保障，但圖書可讀性比較低，相當一部分是種地、養殖類的技術書籍，還有普法類圖書，少兒圖書少之又少。因為沒有專門運營的人，書屋常年上鎖。走訪學校附近的書店時，她發現基本也只有習題冊、輔導書。“有一位爺爺帶着孫子來我們村農家書屋，想找一些課外書，但找了很久也挑不出一本適合孩子讀的。”她說。
“更令人擔憂的是，隨着學段升高，鄉村兒童的閱讀時長呈下降趨勢，這種‘閱讀中斷’現象與升學壓力疊加，進一步壓縮了他們的閱讀空間。”中國新聞出版研究院國民閱讀研究與促進中心主任徐升國指出。
“鄉村教育仍然帶有功利化取向，以考學、應試為主要目標，一些孩子對上學缺少獲得感、目標感，處於迷茫狀態。因此，我們要更多關注鄉土教育、美育、藝術教育、閱讀等，讓孩子們重回自我成長軌道，找回對生活的掌控與熱愛。”盧瑋靜說。
項目統籌：光明日報記者 劉夢
《光明日報》（2026年04月03日 07版）
來源： 光明網-《光明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