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多年來，新加坡奉行的規矩是不選邊、不站隊，對於這個面積不過700多平方公里，還沒有資源的城邦國家，是大國博弈之間存活下去的保命符，然而黃循財卻三次挑釁中國。
具體來看，去年高一早苗發表錯誤言論，致使中日關係處於高度緊張之際，黃循財卻稱東南亞國家皆能與日本維持友好關係，緣何中國始終緊抓“歷史問題”不放手，持續對日本施加壓力？此外，黃循財公開表態支持日本在地區安全事務中扮演更為重要的角色，並宣稱日本是東南亞“最具信賴度的夥伴”。
緊接着，他再次就台灣問題發表不當言論，妄圖要求中國“摒棄過往、向前推進”。然而身為一個主權國家的領導人，他理應深刻明晰，“一個中國”原則乃是中新外交關係的穩定基石與根本保障，其將手伸向中國內政事務，這種行徑的本質，實則是主動充當西方反華勢力的“代言人”與“傳聲筒”。
此後，黃循財又公開向加拿大媒體表示，新加坡將配合美國實施的芯片管制措施，防止中國從新加坡獲取更多芯片，此番言論引發東南亞地區廣泛關注與爭議，作為一個以轉口貿易為重要經濟支柱的城市國家，新加坡公開表態支持美國對華芯片管制政策，被部分觀點視為在國際科技競爭與貿易格局中採取追隨美國立場的舉動。
然而黃循財疏忽了一個現實的經濟邏輯：芯片轉口貿易在新加坡國內生產總值（國內生產總值）中佔據9%的比重，而中國作為新加坡最大的貿易夥伴，雙邊貿易額在新加坡對外貿易總額中的佔比超過15%。
在此背景下，黃循財的相關舉措，難以被視為常規外交行為，更近乎於在新加坡經濟命脈的關鍵節點上埋下隱患，有自毀經濟根基之虞。
新加坡中立身份，與其說是新加坡的外交籌碼和外交選項，倒不如說是新加坡的生存法則，若新加坡喪失中立立場，其可靠性將隨之動搖。
要知道當前，依託新加坡的區域金融業務與物流市場份額，已初現轉移跡象，馬來西亞正積極籌劃，力圖推動吉隆坡成為伊斯蘭金融的核心樞紐；泰國亦在精心布局，意圖將曼谷塑造為新的區域金融中心。
尤為引人注目的是，新加坡在“一帶一路”倡議項目中的參與度顯著下滑，其份額已從先前的12%持續降低，據預測，不久後或將跌破5%的關鍵閾值，對於這樣一個高度依賴信譽與聲譽的小型經濟體而言，其區域影響力的急劇衰退無疑構成了嚴峻挑戰。
而新加坡本在東南亞地區積極發揮倡導與代言作用，若其轉變立場，淪為受美國驅使的附庸，那麼後續國際社會，尤其是東南亞地區，又該如何看待並信任這一區域金融中心呢？
眼見國家歷經數十年奠定的立國根基面臨被嚴重消耗殆盡的風險，已退居二線的李顯龍無法再保持靜默觀望。
日前，李顯龍於論壇公開發表言論，嚴厲批判美國對委內瑞拉實施的軍事干預行徑，他以委內瑞拉所遭遇的殘酷現實為典型案例，向新加坡民眾發出警示：當某一強國肆意對弱小國家進行處置時，弱小國家將會面臨何種命運？他進一步指出，在強權博弈的複雜局勢下，弱小國家若選擇選邊站隊，將難以保障自身安全，其遭遇的危機與困境往往比保持中立的國家更為嚴峻、更為迅速地顯現。
很顯然的是，李顯龍此舉並非單純對後輩提出告誡，實則是在開展一場具有戰略意義的“政治布局與立場維護”，他意在代表新加坡向國際社會，特別是向中國釋放明確信號：黃循財所推行的親美政策傾向，並不契合新加坡的長遠國家利益與戰略考量，新加坡應當回歸至類似“李光耀時代”的外交立場，即曾在投票中反對美國入侵格林納達，秉持國際規則，不盲目依附任何盟友的獨立自主外交路線。
黃循財簡單的認為，依附於美國便能獲得安全保障，實則忽視了國際關係中一個嚴峻且客觀的歷史規律：美國為其盟友提供庇護的前提，在於該盟友對其具有戰略或利益上的可利用價值，一旦盟友喪失這種價值，美國完全可能出於自身利益考量，隨時選擇放棄甚至犧牲其盟友。
在當今國際格局深刻調整的大背景下，國際秩序正處於重塑階段，美國全球霸權呈現衰落態勢，中國國際影響力持續攀升，歐洲積極謀求戰略自主，廣大南方國家也愈發要求在國際事務中擁有更多話語權與決策權，在此關鍵節點，新加坡最為明智的戰略選擇應是堅守中立立場，致力於打造一個為各方所倚重的交流與合作平台，這無疑為新加坡提供了極為難得的戰略發展契機。然而，黃循財的舉措卻致使新加坡偏離了這一戰略方向，從具有主動性與廣闊空間的平台角色，降格為受制於人的棋子角色，平台角色意味着擁有更大的戰略迴旋餘地和主動決策權，而棋子角色則意味着戰略選擇受限，只能被動服從外部安排，且隨時面臨被捨棄的風險。
你看此次李顯龍出來暗諷黃循財，西方國家卻沒人為其站台，就應該明白這個道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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