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七月與安生》到《找到你》,“姐妹”家庭的組建,是否合適?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製和國家的起源》中認為受生產力發展水平的影響,人類社會的婚姻形式先後經歷了群婚制、對偶制、專偶制等家庭組建形式。

在群婚制時期,兩性以雜亂的方式結合,這使得人類後代“只知其母不知其父”,母親成為確認世係與氏族的標準,因而女性處於尊貴地位。

而隨著社會生產力的發展以及社會財富的積累,體力更具優勢的男性逐漸在生產中佔據經濟主導權,為了保障家庭私有財產的所有屬權,男性開始要求對“父親的身份”加以確定。

於是,男性群體用強製手段廢除婦女群婚和以母親計算世系、母系繼承的權力法則。並將女性置於妻子的位置之下,要她嚴守貞操,給自己生下屬於自己血統的子女,按照男系計算世系、實行父系繼承法。

恩格斯對此概括到:“母權制被推翻,父權制的建立是女性的具有世界歷史意義的失敗。”

日本女性學者上野千鶴子在《父權制與資本主義》一書中進一步闡釋道:在父權制之下,“異性戀”與其說連接其性別不同的彼此,倒不如說連接起處於這種關係中擁有共同利益的同一性別的人。

對於女性而言,男性構成了一種“利益集團”——列為·斯特勞斯也將婚姻定義為:“男性成員間互相交換姐妹的義兄弟盟約。”

父權制賦予男性對這個世界的統治以及命名方式,這種特權使得女性喪失了主體表達和言說的權利。

於是“異性戀”乃至“一夫一妻”制的婚姻形式實際上成為父權制利用其統治及話語特權對女性實施“性統治”的工具。女性在這種婚戀制度中與其說是保護,不如說是“約束”。

除此以外,異性戀的結合方式也體現著父權社會對“性行為”合法性的規定。如果說兩性之間的“性吸引力”源於生物特性、源於動物繁衍後代的生存本能,那麼異性戀的婚姻制度則是經由後天社會文化建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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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情感本身的複雜多樣性——同性戀愛、“姐妹情誼”、兄弟之誼等等,使得異性戀婚姻制度成為維穩統治卻壓抑人性的一種存在。

而打破必須由“兩性結合”才能組成家庭、繁育後代的婚戀制度,包容、接納、允許多種家庭組合形式的存在,也未嘗不是對現行性別秩序的一種嘗試與反思。

由此而言,同性婚戀亦或者以“姐妹情誼”的方式組建一個家庭、共同撫養子女也無可厚非。

電影《七月與安生》以及《找到你》中兩對“姐妹”般“家庭”相處形式的女主角為這一理論提供了實例。在影片《七月與安生》中,性格安靜的乖乖女林七月和性格乖張叛逆的李安生,因軍訓時共同砸毀樓道警報器使軍訓被迫中斷而相識,並陪伴彼此走過整個青春時代。

少女時代的七月與安生一對無話不談的好姐妹,不僅一起洗澡、交流身體發育的小秘密,還把彼此放進自己未來的規劃裡,在安生擁有自己的出租屋以後,安生對七月說的話是“我終於也有地方招待你了。”

但蘇家明的出現打破了兩人之間的和諧,家明的出現以及其在情感上的搖擺,使得七月與安生之間的女性情誼被打破,連帶著兩人對自我的認同都產生了危機。

而當七月在家明的出租屋發現安生與其同居後,兩人的關係徹底決裂。在這之後,七月放棄了與家明結婚,而是選擇了像安生一樣四海為家。

而當七月挺著大肚子來找安生時,兩人在床上的一番親密對話將這些年來兩人的心結解除。而兩人隨後關於好媽媽與壞媽媽的討論,也是對組建“母系家庭”的一種暢想。

在安生以七月的筆名所寫的小說《七月與安生》中,七月生下孩子後,把孩子留給安生自己繼續流浪。實際上,七月死於難產,安生也沒有結婚,而是獨自撫養七月的孩子“彤彤”長大。

而“彤彤”也使得七月和安生的女性身份由女兒轉變為母親——七月生育,安生撫養。兩人在同為“母親”的生命體驗中完成了從衝突到親密再到生命融合的情感變化,從而實現了對自我的找尋與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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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著名性學家、社會學家南希·佛萊迪提到:“如果不是男性文化硬要介入母親身份和性慾,如果我們可以選擇我們性慾的形式和我們母親和非母親身份的條件,女人或許就可以達到真正的性的自由。

七月與安生這種“兩個母親”組建家庭共同撫養孩子的方式,或許為基於“姐妹情誼”建立家庭、撫養後代家庭提供了一種新的思考。

而在電影《找到你》中,在孫芳拐走多多前夕,孫芳明顯想對李捷說出自己的困境,但面對工作繁忙著急上班的李捷終究是欲言又止。兩人也因此失去了一次敞開心扉地、作為“母親”間的討論。

但在李捷有關孫芳的回憶中,兩人卻是以一種“姐妹”、親人般的形式相處。李捷會在孫芳來例假的時候,用自己的身體為其擋道以緩解其尷尬。

而孫芳在多多奶奶上門要多多的時候、在李捷沒有囑託的情況下,還是極力的阻止奶奶進門。

在此之後,孫芳和李捷“兩個母親”帶著多多在海邊玩耍的畫面也和諧而有愛。儘管“母系家庭”的組建方式,並不為父權制之下“異性戀成婚”的形式所接受,但在現實生活中,這種家庭的存在都在為傳統家庭組建形式的革新提供新的思路。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製以及國家的起源》中認為要想實現女性解放,必須依靠現代大工業的發展,消滅私有製,使婦女更多的參與到社會事務中,使家務勞動實現社會化。

而如果傳統的家庭組建形式得以改變、傳統性別分工也能夠重新劃定,那對於女性解放來說或許也有新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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