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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最能打的省份:械鬥13年,死人上百萬,夠狠


咸豐四年(1854年),當曾國藩發表戰鬥檄文《討粵匪檄》,號召天下讀書人共同抵制太平天國運動的時候,洪秀全早已攻下南京。

這個來自廣東花縣的客家人,早期活動和傳教的地方,都是客家人聚集地。拜上帝會的核心成員,也以客家人為主。

道光三十年(1850年),八月。廣西貴縣一個客家富戶,名叫溫亞玉,打算納已同土著漢人訂婚的一個壯族女子為妾,遭到土著漢人的反對。

這件小事,引起了貴縣客家人與土著漢人間大規模的械鬥。

客家人敗北後,房屋被土著漢人縱火燒掉。大約3000名無家可歸的客家人,乾脆加入了拜上帝會,尋求庇護,並成為金田村燎原之勢的重要火種。

凝聚力強而習慣於武力自衛的客家人,在不斷的移民遷徙過程中,在與比鄰而居的土著的對峙中,自成一系,極易觸發暴力行為。

洪秀全的太平天國運動,正是土客矛盾激化結出來的“奇葩”。可以說,太平天國運動是民間械鬥的升級版。

與此同時,他的家鄉同胞捲入了一場曠日持久的血腥大械鬥。但在太平天國的“光環”下,這場戰爭,被遺忘了。

中國最能打的省份:械鬥13年,死人上百萬,夠狠

▲廣東台山碉樓,曾經是土客械鬥的產物。

1

咸豐皇帝曾向福建布政使張集馨打聽民間械鬥的情形。以下是君臣的部分對話實錄。

咸豐帝:械鬥是何情形?

張集馨:即戰國合縱連橫之意。大村住一族,同姓數千百家;小村住一族,同姓數十家及百餘家不等。大姓欺凌小姓,而小姓不甘被欺,糾數十莊小姓而與大族相鬥。

咸豐帝:地方官不往彈壓麼?

張集馨:臣前過惠安時,見械斗方起,部伍亦甚整齊。大姓紅旗,小姓白旗,槍砲刀矛,器械具備,聞金而進,見火而退。當其鬥酣時,官即禁諭,概不遵依。頗有父幫大姓,子幫小姓,互相擊鬥,絕不相顧者。

咸豐帝:殺傷後便當如何完結?

張集馨:大姓如擊斃小姓二十命,小姓僅擊斃大姓十命,除相抵外,照數需索命價,互訟到官。官往查拿,早經逃逸……

咸豐帝:命價每名若干?

張集馨:聞雇主給屍親(死者家屬)三十洋元,於祠堂公所供一忠勇公牌位……

這個江蘇儀征人還跟皇帝調侃,說這些民間械鬥的死難者“勇則有之,忠則未必也”。

因為福建、廣東的械鬥傳統“聲名在外”,被任命到這些地方的官員,多少都有點頭大。

清代不許官員在原籍任職,派到閩粵兩省的外地官員,因為語言障礙,很難真正融入當地的政治環境。

當地大族一般也不會把外地來的地方官放在眼裡。

粵東民情彪悍,惠州、潮州、嘉應三地最能打,也最敢打。地方官想在這三個地方徵收錢糧,要募集一幫更能打、更不要命的人下鄉催收,否則一個子兒都收不上來。

最離譜的是潮州府下的普寧縣,不要說收不到錢糧,就連官方的戶口登記系統都是癱瘓的,當地人處於政府壓根管不著的狀態。

這麼彪悍的百姓,都是在宗族械鬥的傳統中練出來的。

郭嵩燾代理廣東巡撫期間,發現粵東的風氣,已經影響到了廣府一帶,東莞、新安(現深圳市)諸縣,在彪悍鬥狠方面,跟潮、惠的風氣相當接近。這些縣的富家大族,自行營造土城,大量購買槍砲,幹啥呢?幹強搶豪奪的勾當,儼然地方一霸。

離省城那麼近,派兵去抓捕,派的人少了,他們就公然拒捕,派的人多了,他們早已收到風聲,逃之夭夭。

當時,在全國的軍事版圖上,潮勇跟湘勇、楚勇一樣,以強悍、能打死仗出名。在省內,東莞勇則與潮勇齊名,都相當強悍嗜殺。這其中,還有一支客勇。客勇也不是吃素的。

咸豐四年(1854年),在太平天國起義的影響下,廣東天地會發動了洪兵起義。

洪兵的目標是“擒龍拿虎,劏羊拜佛上西天”。翻譯一下,就是拿下石龍、虎門(現均屬東莞)、廣州(俗稱羊城)、佛山,然後揮軍西進廣西。

可以看出,洪兵的活動範圍集中在廣州及其周邊一帶。

官府對付洪兵起義,倚仗的主要力量就是客勇。當時率官兵在新會、鶴山邊界抗擊洪兵隊伍的趙源英,對客勇打仗之英勇,印象深刻。

趙源英的官兵中,有1000名鶴山的客家人。他說,這些客家人身裹舊棉胎,天氣很熱也不解下來,迎著敵人的砲火前衝,直到與對方肉搏,用刀相互砍斫,生性相當勇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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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土樓最能反映客家人的族群特性。

2

官府招募客勇對抗洪兵,是有深層次原因的。一個是,清廷正規軍無論是八旗、綠營,當時已經腐敗墮落到不堪重用。

更重要的是,洪兵的參加者多是土民(珠三角本地居民),官府深知客家人與廣府人素有嫌隙,矛盾很大,所以想利用他們的對立情緒,激發客勇的戰鬥力。

這一用心,蠻險惡的。

不過,廣東土客之間的矛盾,也不是什麼秘密。後來,第二次鴉片戰爭中,在攻打廣州城的時候,英國人一度就想利用客家人與廣府人的矛盾,打算從香港招募一支由200名客家人組成的特種部隊支援攻城。

珠三角的土客矛盾,是由移民引起的。

明朝晚期以來的人口增長趨勢,使人均土地佔有率下降到了危險的臨界點。廣東的數據是,從1685年人均耕地27畝,降到1780年代後半期的人均兩畝多,進入19世紀後,更減少到不足兩畝。

許多家庭必須應對這個殘酷的問題:要么棄農從商,要么移民遷徙。

全家、全族乃至整個鄉里前往外地,尋找可供耕地的土地,這種情況在閩粵兩省,時常發生。這樣,客人(新遷入者,即客家人)與土著(先遷入者,即廣府人)勢必產生資源的競爭。這個過程,往往伴隨著暴力的使用。

在廣東省內,客家移民從東部的嘉應州、惠州府西遷,進入廣州府、肇慶府之後,與當地土著的矛盾和衝突,就此埋下了引線。

廣府人早已佔據了當地最好的資源,不僅在政治、經濟上壓迫新來的客家人,還在文化上歧視、醜化客家人。他們稱客家人為“匪”,為“賊”,或者給“客”字加上反犬旁,表示客家人野蠻、未進化。

這裡有一個有意思的問題,關於語言的鄙視鏈。我們知道,中原人瞧不起南方人(包括廣府人),一個根本原因是語言不一樣,無法溝通,所以直接嘲笑南方方言是“南蠻鴃舌”。結果,作為被嘲笑的對象,廣府人竟然把這個詞撿起來,用到了處於鄙視鏈更底端的客家人身上。

別人嘲笑我的,我將轉嫁到別人身上。人群的優越感,往往通過這種鄙視鏈來傳遞。

土客雙方最終釀成械鬥,表面原因大多正是因為語言溝通而起,故而也被稱為“分聲械鬥”。

處於鄙視鏈底部的人群,從來不會甘願受鄙視。所以,面對中原人“鳥語”的嘲笑,廣府人的回應是:我們才是中原古音。同樣的,面對廣府人“鳥語”的嘲笑,客家人的回應是:你們也配?我們才是真正的中原古音。

這正是:別人用正統打擊我,我就建構一套正統反擊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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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劇照:小型械鬥現在各地仍時有發生。

但是,語言分歧還不能算是土客械鬥的根本原因,經濟和製度原因才是。

客家人為爭奪墳山、墓穴,而引發的民間械鬥,在閩粵兩省的發生頻率,就跟在東北見到“你瞅啥”“瞅你咋滴”之類的罵架一樣普遍。

客家人為什麼如此熱衷於爭奪墳地?其實,從制度上就可以作出合理的解釋。

清代律例對客民在移居地落戶,作出了極其嚴苛的規定。嚴苛到要求客民須在該地居住20年以上,且須置有田產、廬墓,才能夠申請落籍。

客家人為了獲得法定身份的認可,於是一方面努力積累經濟實力,購置田產,另一方面還必須謀求墓葬之地。

跟現在一樣,戶籍不僅是合法身份的象徵,還是謀求向上流動的必要條件。

最關鍵的,就是學額(府縣生員錄取的名額)分配。因為土客學額之爭,使得雙方的士紳都拋棄修養,直接成為械鬥中的帶頭人。

客家人謝元位,原籍嘉應,乾隆十一年(1746年)起攜眷寄居高明縣,置有田產。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他的兒子謝國佐,以寄居滿20年,申請在高明縣參加科舉。

結果,土著生員譚瑛等人極力阻撓。高明知縣因此批復稱,謝國佐有原籍,應回原籍考試。

謝國佐不滿,告到省裡,得到的還是同樣的結果。

一直到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整整十年,謝國佐仍不死心,一直在為學籍之事上訪。儘管清朝律例明確規定了落籍、學額等條件,謝國佐認為自己的條件完全符合規定,但在地方勢力的干預下,他的執著,如泥牛入海。

在這期間,高明土著士紳也沒閒著。他們也在一路控告謝國佐等客籍生員冒籍捐官的問題。

雙方控訴往來,最後以土著的勝利告終。

客家人爭取入籍與學額之路,異常艱辛,由此可見一斑。

一直到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在一些客家人集中的縣州,政府才准許另編客籍,單獨給予一定的生童名額。儘管名額很少,限制頗多,但客家人在科場上總算有了一席之地。

發出《討粵匪檄》的曾國藩,早年考科舉,經常抱怨自己沒天分。如果他是一個客家人,他或許連抱怨天分的資格都沒有,他要先抱怨制度不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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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械斗場景。

3

從清初算起,經過100多年、五六代人的隱忍抗爭,到道光、咸豐時期,廣東中西部的客家人已經不像他們初來乍到那會兒,滿足於蝸居窮鄉僻壤,做佃農幫傭。

一些家族開始“反客為主”。

這些發展起來的客家人為了取得廣府人的田地,引誘土民子弟參與賭博,通過借貸給他們,最終讓他們以割讓田地來償清巨額高利貸。

廣府人壓迫客家人,這麼多年,壓迫習慣了,突然面對客家人的經濟崛起,沒有羨慕,只有嫉妒恨。客家人則一直不習慣被壓迫的日子,總在尋求機會“反客為主”。雙方的矛盾衝突日益尖銳。

咸豐四年的洪兵起義,給客家人送來了復仇的“機會”,也最終將一場曠日持久的土客大械鬥推向了歷史的前台。

最愛君前面講過,廣東官府因為正規軍戰鬥力不行,於是通過招募客勇剿匪。這些客勇殺紅了眼,最後假公濟私,開始有意識地報復廣府人。

鶴山、開平等地的客勇最早偏離了幫助政府鎮壓洪兵的軌道,將矛頭對準日常生活中的“仇人”——廣府人。他們任意指認土著居民為洪兵成員,肆意屠殺,然後佔據其田地、墳山。

其中,打殺廣府人最落力的是武舉人出身的客紳馬從龍。他請得兩廣總督葉名琛的准許,以帶領客勇清剿洪兵餘孽為名,誣衊土著為匪黨,肆行殺戮,使得這股報復土著的仇殺之風,蔓延至廣東多個縣。

這場土客大械鬥,從咸豐四年(1854年)開始,持續到同治六年(1867年),長達13年。有學者估計,在這場械鬥中,雙方的傷亡達五六十萬,即每年四五萬或每天在100—150人左右。

這是一個偏保守的數據。根據廣東地方文獻記載,這場大械鬥的死亡人數當在百萬級別。民國《赤溪縣志》記載此事說:“仇殺十四年,屠戮百餘萬,焚毀數千村,蔓延六七邑。”

根據歷史學者劉平的研究,土客大械鬥的波及範圍應該在珠江西岸的17個縣,包括鶴山、開平、恩平、新寧、新興、陽春、陽江、高要、高明等等。

史載,當時土客雙方的日常生活已經進入軍事化狀態,“士農習戰,人皆帶劍,戶盡佩刀,巨砲洋槍,視為故物,碉樓寨柵,儼若長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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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上客家人遷徙示意圖。

客家人訴諸暴力,廣府人也不是省油的燈。

在周圍各縣土客械鬥戰火燒了兩年之後,咸豐六年(1856年),新寧縣土紳李維屏等人聯絡開平、恩平兩地土紳,圖謀共同“滅客”。為了取得廣大土著的支持,這些土紳極力宣傳客勇仇殺土民的行徑,土民為求自保,紛紛響應,採取武力對抗客民。

於是,廣府人用紅旗,客家人用白旗,分旗列陣,互相動員,雙方的血腥殘殺在一片紅白之間,漸漸失去了邊界。

械鬥最激烈的時候,雙方都採取“鏟村”政策。就是說,聚集武裝,血戰到底,摧毀對方的村莊,搶掠婦女財物,最後一把火把村子燒了。被害的一方則重新聚集力量,殺回來進行報復。如此往返,死的死,逃的逃,田園大片荒廢,村落成為廢墟。

新寧東路的赤溪一帶,客家人與本地人向來相處和睦。咸豐六年(1856年)四月,客民知道械鬥不可避免,但為了維持和平局面,還是努力通過土民士紳,在一座廟內歃血會盟。土客雙方立下毒誓:誰先開啟戰端,誰就遭滅族天譴!

然而,再毒的誓言也擋不住理性的喪失。僅僅一個月後,廣府土著在赤溪一個叫火燒寮的地方先動手,殺死一名客家人。

戰端開啟,遂不可收拾。赤溪三面環海,北面又是廣府人聚集地,客家人無路可逃,只能應戰。這一戰,就是整整11年。

最慘不忍睹的一次,是河洲村的械鬥。廣府人僱請匪勇分路來攻,客紳鍾毓靈率壯丁抵禦,立寨固守。鐘還約請周邊客村聯合設防。但終歸抵擋不住土民的強大攻勢,此戰,河洲村男女死了數百人,領導者鍾毓靈則被擄到新寧縣城進行肢解,土民爭啖其肉,慘不忍睹。

咸豐七年(1857年)正月,新寧縣內許多客村相繼淪陷,成千上萬的客家人只好趁夜西遷。其中一路西遷的客家人在凌晨時分,遭遇廣府人伏擊。突然鑼聲四起,廣府人分頭截殺,客家人驚慌四散,最終遇害者高達4000餘人。這是土客互鬥以來,客家人被殺最多、最慘的一次。

這次遭遇戰給客家人留下難以磨滅的慘痛回憶。客家人認為,當天因為扶老攜幼西遷,行程緩慢,加上沿途經常有嬰兒啼哭,這才被廣府土著察覺並連夜糾眾截殺。

此次教訓之後,客家人凡是攜眷遷徙,途徑土民聚集地,都要用棉花塞​​住小孩的嘴,或用鴉片煙膏塗口,讓小孩醉而不啼,但因此悶死的小孩不在少數。

客家人的另一次大厄運同樣發生在遷徙途中。當時新寧西路的客家人富戶迫於原居住地被廣府人佔領,集體乘船遷往曹沖、赤溪。不料,出海即遭遇海盜搶劫,被劫去金銀20餘萬,男女被殺及封閉船艙內悶死者達2000餘人。

客家人在遷徙過程中,除被殺戮外,年輕男子還被廣府土著擄掠,運到澳門,再轉賣往秘魯、古巴作苦力,俗稱“賣豬仔”。土客大械鬥期間,被土民擄賣的客家人,人數大約兩三萬。

客家人損失慘重,但廣府人也付出沉重代價。史料記載,當時“凡土客互斗地方,皆白骨遍野,骷髏成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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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的台山赤溪。

4

總體而言,因為人多勢眾,廣府人在械鬥中相較客家人佔有軍事優勢。但這還不夠,廣府人利用政治優勢,不斷向上控告,由縣到府,到省,再到北京。

他們的控告實際上懷有強烈的私心,不是要官方派人客觀調解土客雙方的矛盾,而是單方面請求官方派兵驅逐、彈壓客家人。

廣府士紳的“上訪”起初並未引起重視。主要有兩個原因:一是洪兵叛亂初期,參加者多是廣府人,官方決定招募客勇討賊,所以不可能站到廣府人一邊;二是太平天國、第二次鴉片戰爭等不良大局,拖住了政府的心力,土客械鬥被當作民間私事冷處理。

同治四年(1865年),廣東恩平舉人馮典夔到京上訪(即“京控”),指稱客家人自倡亂以來,前後殺廣府土著十餘萬,焚毀村莊、劫掠婦女不可勝計,要求朝廷出兵平定“客匪”。

當時的廣東代省長(署廣東巡撫)郭嵩燾對馮典夔的控詞提出辯駁,客觀地指出土客雙方經年累月的大械鬥,根本沒有正義與非正義可言,也沒有是非曲直可論,而且雙方互相擄殺,傷亡都很大,各至數十萬人。

郭嵩燾說,在大械鬥中,土客兩方都不可理喻,都無比殘忍。 “客民殘殺土民,掘毀墳墓,洗盪村莊而以為固然;土民殘殺客民,屠滅種類,霸占田產而亦以為固然。”

總之,雙方都徹底失去理性,應各打五十大板。郭嵩燾強調,切不可光聽廣府人的一面之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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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嵩燾。

朝廷吸納了郭嵩燾的意見,專門發文強調,處理土客衝突,要一體同仁,應該“分良莠”而不是“分土客”。

但在實際執行中,政策還是變了形。官方態度明顯偏向廣府人,批准廣府人建立團練,剿辦“客匪”。政府也不時派遣軍隊圍剿客家人。果然是,會哭的孩子有奶喝。

等到曾國藩滅了太平天國,洪秀全去見了上帝之後,帝國大局逐漸安穩下來,官府才有心力去應付廣東的土客大械鬥。

一個隱秘的原因是,帝國統治者也害怕,遷延日久的土客械鬥發生性質演變,由民間互鬥變成舉旗叛亂,再生出一個太平天國,那大清剩下的半條命就要徹底搭上了。

接替郭嵩燾出任廣東巡撫的蔣益澧,蒞任之初,就定下剿辦“客匪”的政策。

蔣益澧是湖南人,左宗棠的親信。他調來數万湘勇,用於剿辦“客匪”。但在實戰中,這些大名鼎鼎的湘勇,對陣客勇並未嚐到甜頭,反倒時常吃敗仗。

原因很簡單,客家人久經戰鬥,視死如歸,又恨官兵不察客情,助土為虐,所以打起仗來尤為勇猛。

廣府人對官軍也時常不領情。他們不時會伏擊官軍與客民。潮州總兵卓興一路護送投誠的客家人,行至恩平之唐勞一帶,恩平、開平等縣的廣府土著沿路擄殺客家人400餘名,還劫殺護送的官軍,進攻官軍營盤。此事令卓興大為惱火。

廣東,被稱為中國最能打的省份,從土客雙方對待官兵的態度和戰績,可以知道這個稱號不是蓋的。長期的暴力械鬥傳統,實際上使廣東民間形成孔飛力所說的“地方軍事化”。他們有膽量,也有能量抗衡官方勢力,一旦他們認定官方不能遂其願的時候。

在剿辦“客匪”時,蔣益澧使用一種叫天花炮的砲彈,一旦落地炸裂,十丈之內,房屋倒塌,全無活物。

不過,客家人很快觀察發現,這種砲彈由火線引爆,從墜地到爆炸,有個時間差。於是婦女兒童每次看到砲彈射落,爭先跑上去,摘去火線,將砲彈交給客勇指揮者。

聽到消息後,估計蔣益澧整個人都黑線了。

這也促使蔣益澧產生了從剿到撫的思想轉變。據說,蔣益澧在巡營時曾登上山頂,望見客家人的堡壘內,男耕女織,兒童讀書,井然有序,恍然大悟客家人非賊,他們只是守死自衛而已。

客紳頭目此時也衝到軍營,面謁蔣益澧,表示願意放下武器,擁抱和平。蔣益澧大為感動,即刻轉向促使土客息鬥和好的路線。

同治六年(1867年)四月,一批客家人前往廣府人的地盤內掃墓。

過去的十餘年間,土客雙方互有攻占,導致廣府人有祖墳落在了客家人佔有區內,客家人也有祖墳落在廣府人佔有區內。蔣益澧促進土客聯和的第一招,就蠻打動人。他諭令土客紳民不得阻攔客家人或廣府人互相入境掃墓,尤其應當妥當保衛對方的祖墳。

早已厭戰的土客雙方,此時內心的憤怒被短暫軟化。

作為土客議和的一個主要成果,官方將客家人相對集中的新寧赤溪單獨設廳,聽任客家人遷入。民國元年(1912年),赤溪廳改赤溪縣。

持續了13年的血腥大械鬥,落下帷幕。但它在土客雙方的集體記憶中,都烙下了深深的印記。此後,一旦陷入現實的口角,廣府人和客家人就會輕易調動歷史的仇恨,再次撕裂那個表面已經癒合的傷口。

郭嵩燾曾近距離目睹那場血腥大械鬥,他為此反复哀嘆道:“劫運生於人心,人心知悔則劫運立消,人心交相為構則劫運滋烈。”

但願我們的民族,可以以更文明的方式,調解彼此的爭端,永遠不要陷入殘暴而非理性的纏鬥。永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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